“一帶一路”倡議是習近平同志在2013年出訪中亞和東盟國家時首倡，得到70多個國家積極響應后展開的一個重大開放舉措。其目標是通過加強各方合作，實現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擴大對外合作，從而促進國內改革，服務國內發展。

一、“一帶一路”倡議對推動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意義

2017年舉辦的首屆“一帶一路”高峰論壇已形成5大類，共76大項、270多項具體成果，涵蓋加大基礎設施建設，提高經貿合作水平，推動自由貿易園區或港區建設等多方面內容。因此，如何把握“一帶一路”倡議最新態勢，對于進一步推動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就具有多方面意義了。

1．有助于促進中國企業“走出去”，爭奪訂單，提升基礎設施互聯互通水平

中國是世界基礎設施建設大國，不僅建成規模大，且建設經驗豐富，建造技術比較適合發展中國家。而廣大的亞洲地區基礎建設則嚴重不足，基礎設施潛在需求大。據Infrastructure for a Seamless Asia（2017）報告估算，亞洲45國2016年-2030年間基礎設施投資需求26萬億美元，平均每年需投資17000億美元，其中25個發展中經濟體2016-2020年基礎設施投資缺口占其GDP的2.4%。但世界銀行和亞洲開發銀行兩家開發機構每年僅能提供200億美元。為此，2013年10月，中國決定推動建立資本金為1000億美元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2014年又推動設立了400億美元的絲路基金，2017年決定增資絲路基金1000億元，其宗旨均在于促進亞洲基礎設施的互聯互通。目前中國已同20多個國家開展了機制化合作。一批標志性重點項目工程落地開工，如中俄東線天然氣管道境內段、中巴經濟走廊合作項目等；一批重點項目合作協議順利簽署，如中俄原油管道二線工程、土耳其高鐵、匈塞鐵路等項目正順利推進，這些項目改善了沿線國家基礎設施條件，帶動了當地經濟社會的發展。據商務部統計，2016年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非金融類直接投資145.3億美元，相比于2015年的136.7億美元，同比增長6.3%，增速雖明顯回落，但完成合同營業額700多億美元，占同期全國合同營業完成總額近半數。很顯然，中國對外直接投資（OFDI）起到了推進中國企業爭奪基建投資訂單的作用。從短期看，“一帶一路”基礎設施項目，投入資金大，建設周期長，成本回收慢，但從長遠看，它對提升區域基礎設施互聯互通水平，推進區域經濟一體化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

2．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一道，有助于中國融入全球價值鏈和產業鏈，進行國際產能合作

近幾年，隨著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鋼鐵、煤炭、化工等行業產能明顯過剩。為此，2015年，我國提出了以“三去（產能、杠桿、庫存）一降（成本）一補（短板）”為特征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實際上就是要消除無效供給，增加有效供給。而當前世界經濟低迷，已很難支持中國以出口方式化解上述過剩產能。這樣加大對外直接投資，尤其是通過“一帶一路”倡議，將我國過剩產能輸往亟需發展上述產業的沿線地區進行國際產能合作，就不僅具有擴大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推動相關配套設備、零部件及維修服務等出口，即出現小島清式“邊際產業擴張”效應，還有助于我國企業融入全球價值鏈和產業鏈，進行國際產能合作，延長相關產業生命周期，進而將節約的資源用于產業升級，增加有效供給，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3．有助于規避發達國家投資限制，構建新的國際投資規則

    當前國際金融市場波動加大，部分國家經濟政策不確定性增加，美、歐、日等發達國家對我國投資特別是國有企業投資的限制壁壘增多，增加了中國企業對外投資的風險和不確定性。在此背景下，擴大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直接投資，就不僅具有規避發達國家投資限制的作用，還有助于構建新的國際投資規則，構建一種具有中國特色的和平合作、開放包容、互學互鑒、互利共贏的對外經貿游戲規則，推動沿線國家發展來實現自身發展。這種新的國際貿易和投資規則既有利于全球經濟的復蘇和發展，也有利于中國，同時也為沿線國家的發展和趕超帶來新的機遇。據估算，中國企業在國外每投入100億美元，拉動當地經濟至少500億美元。

4．為“西部大開發”找到新的戰略支點

改革開放特別是1998年實施西部大開發以來， 西部地區積極實施趕超戰略，發展步伐明顯加快，但受地理區位、要素稟賦、發展基礎等因素影響，與東部地區相比，仍有很大差距。2016年甘肅人均GDP仍不足2.8萬元，相當于天津的1/4弱。2016年貴州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15121元，僅為上海的27.8%。在此背景下，“一帶一路”倡議將助推內陸沿邊地區由對外開放的邊緣邁向前沿，有助于西部地區統籌利用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形成對外經濟走廊，進一步釋放開發開放和創新創造活力。

5．有助于獲取穩定的能源、鐵礦石等戰略資源

    中國是世界上資源比較短缺的國家。據海關統計，中國每年進口的鐵礦石超過10億噸，占據全球貿易量的一半以上，進口的原油近4億噸、天然氣上千億立方米，占全球貿易量的20%。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則多是油氣資源豐富的國家，又處在亞歐大煤帶上，其鐵礦、有色金屬礦等資源也很豐富。通過實施“一帶一路”倡議，實行資源尋求型對外投資戰略，有助于獲取穩定的能源、鐵礦石等戰略資源，提升我國經濟安全。

二、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直接投資現狀

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直接投資起步較晚，遲至2007年才開始大規模直接投資。但在過去的10多年間，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OFDI一直保持了較快的增長速度，呈現出如下特點：

1. 持續快速增長趨勢

從流量看，據《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公報》統計， 2003年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64個國家OFDI流量僅2.02億美元，2015年飆升到189.3億美元，同比增長38.6%，年均增速高達46.0%，比同期中國OFDI總流量年均38.8%的增速快7.2個百分點，占中國OFDI總流量的比例也從 7.1%上升至 13%。從存量看，2003年，我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直接投資存量為13.2億美元，占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的4%，2015年，這一指標飆升為1156.8億美元，占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總存量的10.5%，2003年-2015年，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64個國家投資存量年均增速高達45.2%，比同期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總存量的增速快11.4個百分點。

2. 近鄰化分布趨勢

近些年，我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資在空間分布上，呈現出先近后遠的特征。按照規模大小，目前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最集中地區依次為東南亞、北亞（俄羅斯和蒙古）、中東、中亞和南亞，除中東地區外，均為我國鄰國。其中東盟10國是我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直接投資最集中的地區（詳見表1和表2）。

3. 集聚化趨勢

從空間分布來看，中國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OFDI金額有明顯集聚化趨勢。截至2015年，有15個國家承接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超過20億美元。據此，作者計算了首位國家集中度等指標（詳見表3）。結果發現，無論是首位國家集中度、前3名國家集中度、前5名國家集中度，還是前10名、前15名國家集中度都基本隨著時間序列的推進，呈現出比較明顯的集聚化趨勢。

表1 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資流量分地區對比

單位：億美元

資料來源：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公報

表2 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資存量分地區對比

單位：億美元

資料來源：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公報

表3 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直接投資集中度”

單位：%

資料來源：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公報

4．東道國排名變化大，與大宗商品價格漲落保持一致性的順周期性趨勢

近年來，我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投資還出現了東道國年度排名變化比較大，與大宗商品價格漲落保持較明顯一致性等順經濟周期性特征（詳見圖1）。從流量上看，2014年有10個國家承接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超過了5億美元，但在2015年，只有8個國家超過了5億美元，除新加坡、俄羅斯、印尼、阿聯酋和老撾5國外，巴基斯坦、泰國、伊朗、馬來西亞和蒙古5國直接出局，新增了印度、土耳其、越南3國。而資源豐富的中亞、北亞和西亞地區，近年來隨著大宗商品價格走軟，已經變成了我國主要的撤資地區，其中哈薩克斯坦撤資25.1億美元，伊朗撤資5.5億美元，分別名列我國總撤資榜的第2位和第4位。這表明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具有非常明顯的順周期性，這種結構并不利于我國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獲取穩定的資源供給。從存量看，東道國排名也顯現出明顯的變化。2015年，承接我國OFDI存量累計超過40億美元的國家一共有8個，依次是：新加坡、俄羅斯、印尼、哈薩克斯坦、老撾、阿聯酋、緬甸、巴基斯坦。其中，阿聯酋進步最大，從第14位前進到了第6位；蒙古則退步最大，從第7位退到了第10位；哈薩克斯坦雖然只從第3位退到了第4位，但對其投資存量大幅下降了32.4%（詳見表4）。

表4  2003年-2015年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資流量和存量最多的10國

單位：億美元

資料來源：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公報，中國電子科學研究院

說明：2003年中國對新加坡直接投資表現為凈撤資，為了對應分析，中國對該國直接投資流量增速截取的時間段是2004年-2015年。

圖1  中國對蒙古、中亞和中東地區直接投資增速與大宗商品價格走勢圖

5. 產業多元化和升級化趨勢

近十年以來，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資的行業結構呈現多元化和升級化趨勢。從三次產業角度劃分，我國直接投資主要分布在農業、能源、金屬、化學、其他工業和公用事業等第一產業和第二產業，第三產業占比雖僅15.6%，但其占比不斷提升。其中2005年-2011年，第三產業占比平均為7.6%；2012年-2016年上半年，第三產業占比升至24.9%，2012年和2016年上半年占比還分別升至34.2%和35.1%，產業升級特征明顯。如表5所示，中國投資是先從能源、化學等行業起步，2006年開始擴展到農業、金屬、交通、地產等行業，2007-2009年又拓展至科技教育、金融等更高技術含量行業，2012-2013年開始涉足娛樂和旅游等服務業，2015年以后還涉足公用事業，呈現出從資源導向到資金密集型行業，進而升級到高科技和現代服務業的發展趨勢。

表5  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資各行業占比情況

單位：%

資料來源：The Heritage Foundation

說明：2016年只有上半年數據。

總體來講，“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目前還不是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對象，中國對其投資尚比較有限。目前中國對“一帶一路”投資主要流向有較穩定合作機制的周邊國家，例如中國東盟自貿區中的新加坡、印尼、緬甸和老撾等國，上海合作組織中的俄羅斯和哈薩克斯坦等成員國及印度、巴基斯坦、蒙古等觀察員國。值得提到的是，近年來中國對老撾、緬甸、柬埔寨和蒙古等欠發達鄰國的直接投資有了較大增長，但對經濟發展水平更高、制度環境也更為穩健的東歐諸國以及東盟中的馬來西亞、泰國直接投資的重視程度則明顯不夠。當然，由于近年來主權糾紛，中國對菲律賓、越南的直接投資也不多。

三、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直接投資中存在的問題

    鑒于“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多處地緣政治敏感區和風險集中帶，這使得我國OFDI面臨的問題比較多，具體說來，主要表現在：

1．空間分布不合理，大多數東道國投資環境不好

鑒于中國OFDI有近鄰化趨勢，而這些國家投資環境卻大多不太理想。根據中國電子科學研究院2016年所編制的“絲路信息化指數”，“一帶一路”國家總體得分均不高，其中得分最高的為新加坡，評分為7.05；排名最低的國家為不丹，評分僅為2.93（詳見表4）。從地區分布來看，中東歐國家信息化投資環境最為成熟，平均得分在4.88分，但我國對其投資非常少。東南亞居其次，平均得分4.81，是我國對外投資分布最多的地區。獨聯體國家平均得分排名第三，但除俄羅斯外，我國對其直接投資都不多。中東和中亞國家雖普遍在能源資源方面具有強大保障能力，也是我國直接投資分布較集中的地區，但其平均得分分別為4.47和4.03。南亞國家平均值僅為3.62，大多數國家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非常薄弱，但近幾年我國對其投資卻增長很快。很顯然，中國OFDI這種空間布局不是太好，有重構必要。

2．對外直接投資行業集中，投資失敗案件比較高

長期以來，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OFDI的行業分布一直比較集中（詳見表5）。據Merger market數據，在2005年至2016年6月這段時間內，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跨國并購的行業分類數據中，排名前五名的行業分別是能源（占比55.6%）、金屬開采及冶煉業（占比11.6%）、交通制造業（占比8.2%）、地產業（占比6.8%），表現出非常明顯的資源尋求型特征，資源類并購占比67.2%。雖然近年來，中國對“一帶一路”國家投資已經開始多元化，但總體尚未形成規模。從某種意義上說，這種行業結構也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通過OFDI，中國獲得了大量的資源補給，緩解了我國經濟高速增長導致的資源不足問題；另一方面，便利資源的獲得，也會弱化國內產業結構升級的動力。隨著近些年美聯儲不斷加息和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國際大宗商品價格出現明顯下滑，這不僅使相關產業投資不斷萎縮，也使東道國對我國資本的疑慮不斷加重，中國OFDI風險不斷累積。據Heritage Fundation統計，從2005年至2016年上半年，中國對“一帶一路”國家投資失敗案件51宗，失敗金額686.8億美元，明顯高于其他地區占比。其中能源業投資失敗占比69.5%；金屬業占比9.2%；而且從年度數據看，這些行業的投資失敗事件出現最為頻繁。

3．“走出去”企業多為國有企業，而且主要是央企

目前“一帶一路”建設仍處于初期階段，以“道路聯通”，即基建、運輸等項目為主。但從投資規模來看，央企是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開展投資的主力軍，地方企業和民營企業只能發揮補充性作用。據Heritage Foundation統計，截至2016 年上半年，央企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大型項目投資的存量為1333.1億美元，占中國對“一帶一路”大型項目投資總量的69.3%。與那些具備豐富投資經驗的跨國公司和開發銀行相比，中國企業甄別有利可圖的項目和控制風險的能力更差。隨著海外基礎設施貸款迅速增加，由于信息披露較慢，還款期更長，這些投資未來可能會為中國金融體系帶來新一輪資產質量問題。

4．培育競爭對手，可能導致產業“空心化”

長期以來，中國企業由于缺乏管理、技術、品牌和渠道等競爭優勢，面對日趨激烈的國際市場競爭時，只是一味依賴國內的低成本勞動力優勢。因此，在對外直接投資過程中，就比較容易培養競爭對手，導致國內相關產業出現“空心化”現象。例如紡織業，隨著我國對越南、印度投資力度的加大，當地興起的相關競爭企業越來越多，這些發展中國家企業在美國等第三市場的份額越來越高，進而導致我國紡織產業競爭優勢不斷下降，甚至導致一定程度的產業空心化。類似的行業還有家電、箱包等行業。

四、成因分析

1.“走出去”企業重視政績考核，不重視投資的經濟效益

鑒于國有企業進行OFDI時，幾乎可以無限制地從國有銀行獲取資金，這就決定了其在對外直接投資中過于追求政治和社會效益，而不注重經濟效益。同時由于管理粗放，跨國經營人才不足，結果往往導致投資高估，甚至失敗。例如2015年12月，中國石化集團出資13.38億美元收購俄羅斯西伯利亞-烏拉爾石油化學和天然氣公司(Sibur)10%的股份，而此前2014年依據諾瓦泰克公司股權收購價格所做出的市場預估，Sibur的市值不過為100億美元。又如2014年4月，俄羅斯第二大石油公司盧克石油公司（OAO Lukoil）與中石化簽署了一項購銷協議，涉及向中石化出售里海投資資源有限公司（Caspian Investment Resources，縮寫為CIR）公司50%股權。這宗交易總額12億美元。之后因國際油價暴跌，中石化拒絕履約，2015年2月，盧克石油將該宗收購案提交倫敦國際仲裁庭。

2．目標國投資環境復雜，投資風險大

亞歐大陸歷來為兵家必爭之地。在“一帶一路”沿線64國中，不少是戰亂國家，“三股勢力”活動非常猖獗，呈現多文明交匯、多力量交織、安全形勢復雜等特點。這就導致“一帶一路”沿線部分國家政治風險偏高，市場秩序混亂，中國企業和人員極易成為恐怖分子跨越邊境進行攻擊的對象。而發展中國家和不發達國家往往由于國內政局不穩、法律體系不健全，這就大大增加了中國企業在長周期中創建企業和經營企業的風險。

3．政治博弈加劇，經濟民族主義上升

當前國際形勢錯綜復雜，世界經濟進入深度調整期，大國地緣政治加劇博弈的態勢不減，經濟民族主義上升。俄羅斯向來視亞歐大陸為自己的禁臠，每隔幾年就會對中國企業進行一番打壓排擠。印度等國也提出了自己的“南方絲綢之路”建設行動，試圖加強對海上戰略要道、重要港口的準入權、控制權。美國也提出了“亞太地區再平衡”戰略（Bernanke，2005），企圖從國際治理秩序上排擠“一帶一路”建設。

4．投資預判不足，責任心缺乏，應對風險能力不足

當前中國企業“走出去”還處在初級階段，國家支持手段不多，同時許多國企和決策者責任心不強，預研不充分，一味壓價“搶單”，片面將中標、簽約當做衡量自身政績的標準，對投資風險視而不見，最終導致“問題項目”泛濫。這就導致中國企業辨別和防范風險能力不足，應對復雜的國際事務協調能力與成熟經驗匱乏。例如2010年中鐵建在沙特麥加輕軌項目中因成本計算失誤等原因，導致至少42億元的損失。又如2013年10月中石化與俄羅斯石油天然氣集團（Rosneft）簽署的預付款出口合同備忘錄。根據該備忘錄，未來10年中石化將以每桶116美元得價格向ROsneft每年進口原油1000萬噸，合同總值850億美元。結果合同簽署不到10個月，國際原油價格就出現了暴跌，到現在也不過50美元/桶。

五、應對策略

1．利用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向“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加大宣傳和解釋力度

2017年5月，中國在北京主辦了首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之后每兩年都會舉辦一次相關論壇。為此，社會各界應抓住這種契機，加快向“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宣傳與解釋“一帶一路”倡議的目標和合作領域，化解其誤解和疑慮，增進共識和互信，加大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相關語種人才的培養力度，鼓勵行業協會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設立分支機構，深化國內社會各界對“一帶一路”國家的國情認識。

2．發揮國際金融中心中介作用，加快雙邊投資協定簽署，化解投資風險

中國應充分發揮香港、新加坡等國際金融中心的中介服務功能和平臺作用，緩解中國企業的海外投資風險。同時，中國政府還應積極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修改和簽訂雙邊投資協定，支持中國企業在海外依法維權，要求所在國的政府和法律公正、透明地保護中國企業的合法權益。

3．構建海外投資風險監控體系和促進機構，推動民營企業“走出去”

中國應加快構建中國對外投資國家風險評級、預警和管理體系，為國內企業降低海外投資風險、提高海外投資成功率提供參考。同時還應借鑒發達國際的成功經驗，盡快成立海外投資促進機構和擔保機構，推動民營企業“走出去”。畢竟推動民營企業走出國門才是我國“一帶一路”倡議能否成功實施的基本保證，因為民營企業在對外直接投資時，更注重經濟效益，成功概率更大，推動的創新創業更多。

4．在對外直接投資方式選擇上，要尋求多元的合作方式

我國企業在OFDI方式的選擇上應借鑒發達國家的成功經驗，對發展中國家采用獨資、合資、合作、非股權的技術轉讓、委托加工等多種形式并存，以新建和購并相結合的方式進入市場；對發達國家投資多采用購并、合資、增持股權等形式進入市場。例如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利用自己多年來在阿聯酋阿布扎比原油管道建設中積累的人脈、建設優勢，不惜和道達爾、BP、日本國際石油開發株式會社和韓國GS能源公司等眾多競爭對手聯手競購，攜手國內民營企業華信集團，經過三年艱苦談判，2017年2月以26.8億美元價格入股阿布扎比陸上石油公司（ADCO）40%的股權，其中中方占12%，并成功打破了阿聯酋此前一直將單一國際合作伙伴占股規模限制在10%的規定。

5．企業對外投資要善于把握時機，著力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