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東輝

 既然特朗普已經公開威脅要退出WTO，并且，特朗普已公然無視WTO規則而發起大規模的貿易戰，我們還能憑借WTO法來挫敗特朗普嗎？ 換言之，如果WTO法完全不能約束住美國，那么，又怎能從WTO法上挫敗特朗普呢？

其實，盡管美國霸氣十足，咄咄逼人，但并非真的毫不顧忌WTO法。恰恰相反，美國只是通過玩弄一個法律規則技巧，先“合法”阻止WTO上訴機構新成員遴選程序，使WTO上訴機構處于半癱瘓，再發動貿易戰，導致有法不能依。因此，美國是通過在WTO法規則上濫用一致同意原則，以一票反對，“合法”地使爭端機制面臨癱瘓，實現戰術突破，達到使天下大亂的戰略目的，從而按美國優先的原則重塑WTO。然而，既然美國仍然顧忌WTO爭端機制的裁決并竭力躲避之，那么，這就是特朗普在WTO法上的軟肋。一致同意并非WTO決策的唯一規則，我們為何不能以此來尋求挫敗特朗普貿易戰的破局之策，逼其退兵，回到談判桌上來？其實，我們完全可以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我們同樣可以點一點上訴機構成員遴選這個WTO的命穴，在法律規則程序上以2/3多數通過一個關于上訴機構大法官遴選“新條款”或“新上訴機構遴選協議”，如同多哈回合唯一以WTO成員2/3多數通過的多邊《貿易便利化協議》，以此作為戰術突破口，采納WTO前總干事長拉米的提議，迫使特朗普抉擇：要么退出WTO,要么回歸WTO，或者形成“雙速”WTO：一個有美國無上訴機構的WTO，和一個沒有美國但又上訴機構的WTO并存，從而達到在戰略上挫敗美國貿易戰，爭取中方的戰略主動權，爭取WTO絕大多數成員的支持，在維護現有國際貿易秩序的基礎上，扶正未來WTO改革的方向。

一． 特朗普貿易戰的戰略目標是什么？

特朗普貿易戰以其規模性和堅決性在初期達到了戰術目標，中國在初期的回應是“震驚”。但是，隨著中國對其貿易戰的阻擊，以及特朗普戰略意圖逐漸顯露，其核心目標也就逐漸清晰，其弱點也一覽無遺，這就給了我們挫敗其貿易戰的機會。

特朗普的戰略表現出與奧巴馬和希拉里的不同，在于后者是企圖在WTO框架內，通過達成TPP和TTIP兩大自貿區，掌握制定新規則的先機，為中國在WTO范圍內的自由貿易設置藩籬，如同中國入世時那樣，再次把一些不平等例外條款強加于中國，抑制中國的發展和超越。但特朗普則不同，特朗普先威脅退出WTO，再使WTO爭端機制面臨癱瘓，然后以貿易戰方式企圖摧毀WTO現有貿易秩序，包括以美國單邊立法301條款和232條款等措施對中國進口采取大規模加征關稅，并實行出口管制和限制中國投資等各種辦法，企圖以一對一的方式逼迫中國簽訂城下之盟，臣服于美國，然后逼迫整個WTO接受美國單方意志，按美國優先原則重塑WTO，達到美國經濟霸權的目的。這就是特朗普貿易戰的戰略意圖，雖然咄咄逼人，但其日益顯見的致命弱點，恰恰是以WTO的徹底癱瘓為假設點。如果這個假設條件不會成立，或我們能夠阻止其成立，特朗普的戰略目標就必然遭到挫敗。

二．支撐特朗普以貿易戰壓服中國的假設條件不會成為現實

特朗普敢于推行這個戰略目標，實際是基于以下假設：第一，作為第一貿易大國并且經濟高度依賴出口的中國是不敢放棄WTO的，打碎WTO就是打碎了中國的基本生存條件。第二，中美貿易逆差幾千億美元，無論如何，中國不敢真的與美國一對一單挑，為了維持中國經濟的穩定，避免陷入嚴重的金融危機，中國將不得不屈從特朗普的淫威，簽訂城下之盟，如同上世紀八十年代成功逼迫日本簽署“廣場協定”。第三，美國有足夠強大的力量迫使西方盟國臣服美國，聯合對中國施壓。

第一假設，以美國退出WTO為要挾，綁架全球，威逼中國。其實，特朗普政府根本不可能選擇放棄WTO。作為一個成功商人，特朗普不可能不知道，作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退出WTO對于美國經濟無異于自殺，經過數十年的全球化，世界經濟如今已經高度溶合，美國經濟已被整合成國際產業鏈的一部分，逆全球化而行只能是一種戰略訛詐和施壓。只不過特朗普是想基于美國優先推進全球化。而不可能以退出WTO導致美國被邊緣化的結果。

第二假設，只要壓力足夠大就能把中國壓服。時間已經證明這種假設也不成立。事實上，特朗普已依據301條款對中國500億美元出口產品加征關稅（對其中340億美元產品從7月6日和對160億從8月23日分別加征25%關稅），特朗普也已對中國的反制做出了反應，并已決定對中國2000億美元進口產品加征關稅，然而，雖然貿易戰給中國經濟帶來了困難，但中國并無臣服之意。中國選擇性的反制，正使特朗普貿易戰這柄雙刃劍回刺美國經濟自身的要害特朗普只是以中美貿易逆差的絕對數字作為其戰略假設的基礎，卻忽略了中國經濟和中國人民的韌性和捍衛核心利益的堅強決心。

第三假設，特朗普認為美國能夠輕易聯合西方盟國對華施壓逼華就范，即使這一點特朗普也無法把假設完全變成現實。首先，美國以摧毀WTO來要挾西方盟國聯合反華，是下錯了藥。雖然，歐盟和西方其他發達國家對中國的發展和超越抱有抵觸，但仍然視這為WTO法律框架內的矛盾，渴望更多進入中國市場。其次，雖然歐委會主席容克和特朗普達成了美歐“三零”協議，卻立刻遭到法國總統馬克龍的否定，即使美日歐于2018年9月25日又發表了三方貿易部長聯合聲明，針對第三國的非市場化政策、國有企業，產業補貼、強制性技術轉讓和改革WTO等方面達成了所謂一致立場。但特朗普同日在聯大強調的首要訴求貿易不平衡卻沒有放入三方聲明，而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同樣是在25日聯大發言，卻強烈表示決心作為“自由貿易的旗手”主導強化世界經濟體系。  

    由此，我們從支撐特朗普貿易戰的假設中看到了特朗普戰略目標的致命弱點，我們就能找到挫敗特朗普貿易戰的利器。

三．挫敗特朗普貿易戰的利器——準備一個美國缺位的WTO

要挫敗不按常理出牌的特朗普，最有效的方法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中國已經針鋒相對宣布對美國進口產品選擇性加征關稅，中國也通過進一步開放市場團結更多國家反對美國貿易戰，這些措施作用的顯現尚待時日。然而，挫敗美國貿易戰最有效的武器，莫過于接過特朗普揚言退出WTO的口號，同意美國退出WTO。既然特朗普并不敢真的退出WTO，卻又揚言退出WTO，并以此拒絕WTO規則的約束，那么，只有同意特朗普退出WTO，才有可能逼迫其放棄貿易戰，最終令其回到WTO貿易秩序中來。這一高招，是WTO前總干事長拉米提出來的，拉米提出，  世貿組織成員國需為未來做好準備，美國可能退出WTO，不再成為WTO俱樂部的一員。拉米認為，美國通過阻止任命WTO上訴機構新法官，破壞WTO爭端解決機制，使WTO陷入危機，就像美國現在試圖就與中國的貿易分歧所采取的行動一樣。

其實，在2018年G7會議期間，當美國拒絕簽署G7會議宣言，馬克龍在6月7日推特上就表示了同樣的想法，“美國總統可能不擔心被孤立，不過我們也不擔心需要時簽署一個6國協議。因為6國代表了其價值，代表了具有歷史之重的經濟市場，并已成為真正的國際力量”。

遺憾的是，拉米的提議和者寥寥。究其原因可能有二：第一，沒有人相信一個沒有美國的WTO還能繼續生存。 第二，如果美國賴在WTO不走，卻繼續阻撓上訴機構成員遴選，或許誰也沒有能力勸退美國。這看似兩個“天大”的難題，答案實際已包含在拉米方案之中。

（一）沒有美國的WTO能夠繼續生存嗎？

特朗普曾一再威脅要退出WTO，在總統競選期間電視媒體采訪中就公開指稱WTO是“災難”，認為這個美國參與創建的全球貿易組織對美國“不公平”。2018年8月30日，特朗普在白宮接受彭博社采訪時再次公開威脅要退出WTO，特朗普表示，如果WTO沒有改進，不能更好地對待美國，美國將退出該組織。但他同事又威脅：如果美國退出WTO，全球貿易秩序恐怕會陷入一片混亂。然而，美國退出WTO一定會使全球貿易秩序混亂嗎？其實并非必然。一個沒有美國的WTO，可能使人一時感到不習慣而已。其實，即使美國退出WTO，美國與WTO各成員之間仍然會簽訂雙邊貿易協定，這有點象中國入世前與GATT各成員的關系一樣。而多邊貿易組織WTO則照樣可以在美國缺位情況下繼續運轉。因此，中國和WTO其他成員應該逼美選擇，要么退出WTO，要么遵守WTO義務停止貿易戰，回到WTO規則框架中。

如果這樣，美國就會極其被動，美國真要退出WTO就等于將自己邊緣化了，雖然美國可以通過一對一談判獲得美國優先的雙邊關系，但這也等于給了WTO所有成員聯合對付美國的機會，美國的全球經濟霸權就會旁落。正因如此，美國就絕不會選擇退出WTO。反之，只要美國拒絕退出WTO，那么，美國就無法拒絕遵守WTO規則。

對于中國來說，如果美國退出WTO，這對中國可能是個極好機會，能夠促進中國與WTO其他成員的團結和聯手，徹底挫敗美國的貿易戰。 中國已經在多邊框架中獨立頂住了美國的貿易戰，當美國退出WTO自我孤立時，中國就會更容易地與全世界一起頂住美國貿易戰。

（二）美國賴在WTO不走卻繼續阻撓上訴法官遴選怎么辦？

現在的問題是，美國既不退出WTO，又繼續阻撓WTO上訴機構成員遴選，這該怎么辦呢？根據路透社2018年2月19日報道，WTO前總干事長拉米實際已經指出了可行的方案。拉米表示，美國現階段的戰術可能會導致出現三個結果中的一個。第一種可能，最溫和的結果是改革世貿組織的判例法，以解決華盛頓的擔憂。中間道路是回到貿易紀律較弱和執法力度較小的WTO之前的時代，即GATT時代。第三種可能是拉米稱之為“寂寞的牛仔”，即要么美國退出，要么為了抵制美國的攻勢，其他成員建立一個沒有美國的WTO。

拉米提出的第一種可能，正是美國通過綁架WTO上訴機構企圖達到的目的，使WTO向美國優先的方向退變，這是大多數WTO成員不愿接受的。盡管歐盟表現出一時的動搖，容克匆忙與美國簽訂了“三零”協議作為城下之盟，但歐盟的根本利益，尤其是德法利益（德國汽車和法國農業）不會最終茍同美國的意愿。第二種可能是中間道路，即倒退到沒有上訴機構的GATT時代，這種可能性也不大，是因為全球化的發展已經無法使時光倒流回去. 第三種可能性，按照拉米的考慮，就是其他WTO成員應成立一個沒有美國的WTO，這實際是最好的選擇。只有這樣才有可能把美國逼回WTO，放棄對上訴機構成員遴選的阻撓。否則，成立一個沒有美國的WTO，美國就被邊緣化了。關鍵是如何推動和實現第三種可能性。

四． 如何實現沒有美國的WTO或逼美回歸WTO？

特朗普之所以無視WTO法的義務，肆無忌憚發動單邊貿易戰，是因為美國利用WTO決策機制協商一致的原則（WTO協定第9條）以及對WTO爭端解決規則與程序的諒解（簡稱DSU）修改須協商一致的原則（WTO協定第10.8條），以一票否決來干預和阻撓WTO上訴機構新成員的遴選（DSU第17條），導致WTO爭端機制因上訴法官缺位而限于半癱瘓，目前法定7位上訴大法官只剩下3人，明年如只剩下一人時將全面癱瘓，致使WTO面臨有法不能依的嚴重危機，在美國挑起貿易戰嚴重威脅國際貿易秩序的關鍵時刻完全失去了危機管控能力。

那么，WTO是否仍有自救能力呢？根據《馬拉喀什建立WTO協定》（簡稱WTO協定）第10條規定，除DSU之外（WTO協定第10.8條）,WTO協定本身和GATT等一系列多邊貿易協定的修改，除了少數基本原則外，如最惠國條款，無歧視條款等（WTO協定第10.2條），其他協議條款都是可以由WTO成員2/3多數通過的，但由2/3多數接受的修改條款，如改變WTO成員權利義務的，只適用于2/3以上接受該修改條款的成員（WTO協定第10.3條）。因此，為了有效管控WTO上訴機構缺位的危機，我們應根據拉米先生的提議，考慮一個沒有美國的WTO，在WTO協定第8條WTO的地位中增加一個第6款作為增補條款，設立新的上訴機構，并對上訴機構成員遴選的多數表決制做出特別規定，或稱新上訴機構條款。這樣，按照WTO協定第10條第1、3款，只要在目前WTO的164成員中爭取到109票2/3的支持，就能有效建立新的WTO上訴機構。也可以在對WTO協定第8條修改基礎上，再簽訂一個由2/3以上成員通過的新上訴機構協議，如同多哈回合難產中以2/3通過的唯一多邊協定：貿易便利化協定。這樣，美國就會受到極大政治壓力，或者按照WTO協定第10.3條不得不退出WTO，或者雖經部長會議同意保留WTO成員資格，但凡涉美爭端都不再受WTO新上訴機構管轄，這與美國退出WTO也就是一步之差了。在此情況下，對于接受了新上訴機構條款的WTO成員，他們之間的貿易爭端將受WTO新上訴機構管轄和保護，但如發生與美國爭議，則由雙邊解決。也許有些WTO成員會不愿意，擔心得罪美國，或者一對一斗不過美國。然而，在WTO上訴機構目前半癱瘓的情況下，任何WTO成員與其他成員發生爭議，包括與美國爭議在內，都無法受到WTO法的保護。而絕大多數WTO成員，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是希望至少受到WTO爭端機制保護的。因此，只要2/3WTO成員接受了新上訴機構成員遴選條款，美國就會限于完全的戰略被動，也就有了逼美回歸WTO的可能，即使特朗普堅持不愿意，美國是可以換總統的。而只要現有WTO國際貿易秩序得以維持，美國貿易戰在WTO多邊框架內是一天也無法繼續的。失去多邊支持的美國貿易戰必將很快走入死胡同。

反之，如果WTO的146成員中有三分之一以上暫時不接受對新上訴法官遴選條款，擔心美國的報復和冷落，選擇明哲保身，使新上訴法官遴選條款一時無法立刻通過，其實這也仍將對美國構成極大的政治壓力，將使其分心應戰，無法集中對付中國，迫使特朗普走向戰略防御，一旦特朗普走向防御，那么，特朗普的貿易戰就走到了盡頭。無論美國是回歸WTO重新遵守WTO國際義務，還是最終選擇退出WTO，美國在全球經濟霸主的地位將從根本上動搖了。

美國可以選擇繼續留在WTO，但不簽署新上訴法官遴選條款。這就意味著美國表面上仍然是WTO所有協議的成員（除新上訴機構條款），但是不承擔任何義務，其權利也無法得到WTO法的保障，使WTO轉變成由兩組成員構成，形成“雙速”WTO。這有一點象“雙速歐盟”，在歐盟成員中又分出歐元區成員和非歐元區成員，以及申根協議成員和非申根協議成員，這也應該是拉米先生提出沒有美國的WTO構想的基礎，即形成一個服從上訴機構裁定的WTO和一個不服從上訴機構裁定的WTO。當服從上訴機構裁定的WTO不斷發展壯大，一體化進程不斷推進，使不服從上訴機構的WTO不斷萎縮，則必將加速美國全球經濟霸主地位的隕落。如果服從上訴機構裁決的WTO只缺美國，那么，就實現了拉米提出的無美國的WTO。而缺乏盟友、孤單凋零的美國將使目前的貿易戰難以為繼。

五．對特朗普的停戰協定要未雨綢繆

如果能夠把美國逼回WTO，特朗普的停戰令會下得快一點。由于中國已經與美國一對一過了招，美國撈不到什么好處，這種必然導致兩敗俱傷的貿易戰，是特朗普難以為繼的。因此，特朗普的停戰令是早晚的事。關鍵是“停戰協議”如何簽？

特朗普貿易戰的目的就是要阻止中國的崛起，但在其核心目標無法實現的情況下，會退而求其次，可能要求中國做出某種局部性承諾。那么，我們應該如何準備與特朗普談判呢？

我認為應堅持四項原則：第一，堅持在WTO框架內談判，堅持WTO最惠國待遇和非歧視性等基本原則，美國必須放棄貿易戰，除非美國退出WTO。第二，中國的核心利益必須捍衛，絕不放棄中國制造2025，決不放棄反傾銷替代國條款的日落。第三，采取積極措施，逐步擴大從美國進口，逐步減少貿易逆差（可以創設解決雙邊貿易逆差的具體規則，為今后WTO協議納入解決貿易逆差條款形成基礎），加強知識產權保護，甚至可以放棄發展中國家普惠制待遇。第四，不把改變對方經濟結構作為談判目標，但可以給對方深化改革提出非約束性建議。

WTO的目標是實現貿易自由化，但是，并沒有統一或限定各國市場經濟的結構。如果一定要完全禁止國家干預，那么，美國禁止高科技產品對華出口不是國家干預嗎？美國以國家大量向美國企業采購軍用品不是國家干預嗎？美國政府大量印制美元干預全球經濟不應被禁止？因此，美國以改變中國經濟結構或取消國有企業為目標進行談判，是不能被接受的。作為談判，中方一定的讓步是必要的，例如主動尋求解決貿易逆差的途徑，這可能會放緩中國經濟的發展，但必須維護中國的國格，確保中國經濟的獨立發展和安全。事實上，中國再也不能象以前那樣，先把自己養肥了，然后再供人宰殺。

中美停戰協議具有重大意義， 因為對老大老二的停戰協議，我們不能將其簡單視為某個局部戰役的雙方妥協，相反，這有可能成為未來WTO改革的基礎，未來全球貿易秩序的框架。

六． 從美國貿易戰反省對未來WTO的改革

美國貿易戰對中國最大的得益就是如同敲響警鐘，實際上，早在2009年，被譽為WTO之父的約翰.杰克遜教授在訪華答媒體問時就已放言：“多哈回合已經死亡”，那時人們并沒有太在意，好像地球照樣天天在轉。直到特朗普威脅要像倒垃圾一樣廢棄WTO，才促使我們深刻反思。

特朗普的貿易戰，絕不是一次簡單的破壞，相反，這是對傳統國際貿易理論的挑戰，對WTO法理的挑戰，也是對全球化發展方向的挑戰，而這在很大程度上獲得了許多美國民眾的支持。如果作為第二大經濟體的新興崛起大國不能在WTO相關問題上亮出能夠代表時代的觀點，展示令人信服的新理念，提出為WTO多數成員所接受的有效方案，那么，抵御美國貿易戰就會變得沒有任何意義。因此，當美國正以自由貿易理論的致命缺陷發起貿易戰企圖扭轉WTO自由貿易的方向，改為以公平貿易來維護美國優先的世界貿易發展方向時，什么是中國的正確對策呢？

特朗普的貿易戰遲早是要停戰的，但經過特朗普對現有國際貿易秩序的破壞，停戰后的國際貿易秩序顯然已經無法完全回到原地，因此，在盡力維護現有國際貿易秩序的前提下，我們應刻不容緩把未來WTO的改革提上議事日程，把挑戰變成機會，以人類命運共同體作為核心理念提出WTO改革的中國方案，以此超越歐盟WTO改革方案、 和美日歐的WTO改革方案， 而不是就事論事地與美歐去爭論所謂第三國非市場化政策、國有企也，產業補貼和強制性技術轉讓等問題。以下是對WTO改革方案的若干思考。

（一）如何在WTO框架下調整自由貿易與公平貿易的關系

什么是WTO自由貿易？為什么一個崇尚自由貿易的國際組織，卻要靠反傾銷、反補貼和保障措施等貿易保護規則來維系？中國經過馬拉松式的入世談判為的是能獲得國際自由貿易的平等權利，為什么得到的卻是適用自由貿易規則的例外？這種反邏輯的現象在中國入世以后相當長時間內，曾引起國人的苦苦思索。

自由貿易曾經是西方歐美國家推崇的游戲，憑著其在經濟實力上的強勢和制定游戲規則上的優勢，保證了能長期在國際分工中獨享其成，成為單方面的贏家，實現發達經濟體與落后經濟體之間的貿易自由化。然而，曾幾何時，由于中國接受并加入了世界貿易的潮流，由于發展中國家整體競爭力的提升，使昔日的自由貿易倡導者感到了自由貿易的威脅并產生了恐懼，導致西方國家內部發出了一次又一次反對自由貿易的呼聲，直到美國總統特朗普公然發動貿易戰，把“經濟侵略”的帽子反扣在中國頭上，揭示了自由貿易本身具有雙刃性。也反映出二十多年前在各種國際經濟力量妥協基礎上達成的WTO協議，已難以反映當今各種國際經濟力量對比的現實，其中的根本性變化就是美國的相對衰弱和中國作為第二大經濟體的崛起。

然而，中國的崛起是走和平發展道路，作為一個曾被侵略和掠奪長達一百多年的最大發展中國家，在當時加入WTO全盤接受WTO自由貿易的原教旨時，實際是出于很大的無奈和被迫，中國承受了可能被自由貿易摧毀的巨大風險。當年中美達成中國入世協議時，美國總統克林頓曾向美國農民宣告，他已經為美國農民的兒子的兒子（孫子輩）找好了工作。然而，中國沒有被自由貿易摧毀，這是一個奇跡，這不是發達國家強力推行自由貿易的初衷。但不少人恰恰忘記了這一點，因此，簡單地接過強盛時期美國的自由貿易口號去推動正衰敗的美國實現貿易自由化，這顯然會南轅北轍。中國鑒于其國際義務，盡管看到自由貿易致命的缺陷，仍應維護現有國際貿易秩序。但是，作為崛起中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應提出新的口號。中國在胡錦濤時代提出的構建和諧世界和習近平新時代提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都體現了對傳統自由貿易理念的超越，最近中非合作論壇上闡述的中非命運共同體是這種新理念的進一步推進。美國貿易戰雖然打亂了現有世界，使國際貿易秩序無法簡單回到過去，卻恰恰給中國提供了契機，可以把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注入WTO貿易全球化的理論，我們可以接過美國公平貿易的口號，提出調整自由貿易和公平貿易的關系，為未來WTO改革奠定理論基礎，這應該能有助使中美達成共識而迫使特朗普退兵，達到斗而不破，形成命運共同體，這也應該能夠獲得發展中國家的廣泛支持。而第一和第二大經濟體之間達成的共識，也必將是未來WTO的共識。

（二）如何堅持WTO的基本原則又尋求解決貿易逆差的方案

特朗普發動貿易戰在美國國內用來蠱惑人心的，是美國對華貿易和對全球貿易遭受巨額逆差，按照特朗普的說法，美國按照WTO規則在與中國和其他國家貿易中吃了大虧，制造業大量流失，因此，必須以加征關稅彌補損失。然而，GATT只規定了反傾銷、反補貼和保障措施三項貿易救濟措施，WTO相關協議中有反傾銷協定，補貼和反補貼協定以及保障措施協定構成了WTO貿易救濟基本規則，但是并沒有對貿易逆差制定任何規則。換言之，根據現有WTO規則，貿易逆差是自由貿易的正常結果之一，不在貿易救濟范圍之內，除非大量進口造成進口國相同產品產業的嚴重損害，對此可以根據WTO保障措施協定采取保障措施。但保障措施必須證明相同產品產業受到進口激增的嚴重損害，才能夠采取提高關稅或限制進口的措施，措施管控嚴格，必須逐年遞減，救濟范圍有限。正因如此，特朗普最終拋開WTO規則和義務，尋求單邊貿易戰，不顧國際義務，以一對一的方式企圖把中國徹底壓跨。.

然而，既然特朗普在2018年第73屆聯合國大會發言中把貿易不平衡問題和美國的貿易逆差提到了WTO規則的高度，與美國制造業的流失和大量失業掛鉤，以爭取美國民眾的支持，對中國施壓，那么，中國不如主動把解決嚴重貿易逆差問題列入未來WTO改革范疇?？紤]制定對貿易逆差的WTO貿易救濟規則，與美方協商出一個雙邊框架性解決方案，這樣既能解決美國的實際訴求，又能把引發貿易戰的直接根源（貿易不平衡）納入WTO規則范圍，并掌握制定規則的先機。有了對貿易逆差的認定規則，就能在很大程度上消除貿易戰的根源。對此，我們可以設想一些具體標準和規則，例如，1. 對貿易逆差造成的原因分析，自我限制出口是否應從貿易逆差額中扣除（禁止高科技產品出口）； 2,貿易逆差量的確定標準，武器出口順差能否抵消民用貨物貿易逆差，加工品出口價值能否扣減進口原材料或部件的價值等。3. 貿易逆差使進口國受到損害的標準和因果關系，全球貿易逆差和雙邊貿易逆差的關系，逆差大量增長還是逐年下降，微量逆差標準等。4.貿易逆差救濟措施的無歧視性原則。如果各出口國都認真把貿易順差控制在一定比例內，這會有利于構建和諧世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存在就有了依托，也會提醒各國避免盲目擴大出口，避免造成全球性產能過剩。如果能夠制定出解決貿易逆差的規則，將有助于在若干年內逐漸控制中美貿易逆差，從而能夠爭取美國民眾，有利于中美和解。而這對于那些在大國間游刃有余的出口導向小國也是一種提示。

（三）WTO決策權的改革和建立WTO常任理事會的設想

對于多哈回合談判的失敗和當前美國通過阻止上訴機構大法官遴選發動貿易戰，WTO竟然無能為力，可見，未來WTO決策機制的改革應列入第一。WTO必須設立常設機構，以多數表決機制取代全體一致表決制。

從目前看，除美國之外，盡管WTO存在天生的缺陷或后天毛病，由于WTO建立以來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WTO發展中的互動和平衡作用，絕大多數成員對WTO的總體發展是認可的，是不同意美國對WTO的肆意破壞的。但是，WTO本身對此卻無能為力，因此，為了WTO得以自救和存續，WTO決策機制必須改革，并建立WTO常任理事會，只有這樣，WTO才可能在不受個別國家操縱的情況下續存，才不致因個別成員故意使絆而遭破壞。

（四）有條件的適度反制與維護WTO貿易秩序的辯證關系

WTO爭端解決諒解規定，如敗訴方拒絕執行專家組和上訴機構爭端裁定，勝訴方可給予同等程度的報復，這是WTO成功的主要支柱。確立了同等報復的規則。也正因如此，特朗普欲對WTO破壞，先從阻止WTO上訴機構大法官遴選下手。否則，一個崇尚法制的美國在內政外交上將處于極度矛盾和沖突之中。

對于特朗普先繳WTO的槍，再向WTO成員開戰的做法，WTO各成員的第一反映就是以相應或不同程度的反制進行自衛，這包括中國、歐盟和印度等都宣布對美國的反制措施。然而，美國竟然反過來指責WTO其他成員對其反制措施違反WTO規則，理由是WTO其他成員的反制措施未經WTO授權。對此，這已涉及未來WTO爭端機制改革的一個重要課題：WTO各成員對于發動貿易戰的一方采取反制措施是否具有合法性？美國貿易戰的啟示是，當WTO爭端機制已處半癱瘓的緊急情況下，如果各受害成員采取對等報復措施，這可能是制止貿易戰的唯一手段，這樣的反制措施理應得到WTO臨時允許。多邊框架下爭端的雙邊解決，是美國貿易戰提出的重大課題，也是未來WTO改革無法繞開的議題。如果WTO未來能夠引入適當和對等反制，也許會減輕WTO爭端機制的負擔，也可使我們找到對付歐美繼續濫用替代價的反制利器。

（五）多重WTO構架的可能和構想

由于美國貿易戰對WTO貿易秩序的嚴重破壞和威脅，一個沒有美國的WTO應該提上議事日程。受制于WTO目前決策程序，如果美國拒絕退出WTO，可考慮多重架構的WTO。

目前在WTO框架下，既有多邊協議，也有產業性諸邊協議，還有自貿協議等。因此，增加一個沒有美國的上訴機構成員遴選協議，這是完全能夠做到的，如同剛剛生效的WTO貿易便利化協定。這樣，就會在客觀上形成兩個WTO：一個是有上訴機構但無美國的WTO，另一個是有美國但無上訴機構的WTO。這樣，就可能使美國形式上留在WTO，而實質上則不受WTO爭端機制的保護，從而形成多重架構的WTO，或“雙速”WTO，如同人所周知的“雙速”歐洲。這種體制的有利之處在于它的開放性，只要美國愿意回歸WTO，大門仍然敞開。美國為了避免最終被邊緣化，就會增加回歸WTO的可能性。

多種架構的WTO還得考慮雙邊協議在WTO多邊框架下無處不在。過去GATT時期日本對美歐的汽車出口自我限制就是類似的雙邊限制協議，本次特朗普貿易戰使雙邊關系大大壓倒了多邊關系，這種不正常的情況，可能構成今后相當長時期的新常態，這就是為什么WTO未來改革應考慮對有條件對等報復措施的豁免。未來WTO貿易秩序的最大特點應是多邊關系和雙邊關系并重，未來應在WTO多邊體制下大大加強雙邊關系，這是特朗普貿易戰對我們的重要啟示。一個小小的瑞士，竟然與歐盟簽訂了一百多項雙邊協定，值得中國借鑒。中國目前對一帶一路倡議的推動，正在多邊框架下加強與各國的雙邊貿易關系。

（六）徹底廢除歧視性的反傾銷替代價條款

WTO的基石是最惠國條款和非歧視性原則， 相反，反傾銷替代價條款是WTO諸多協議中的典型例外條款，這種例外是以對中國的歧視和不平等為前提，因此，從本質上是與WTO基本原則格格不入的，只能作為一種臨時性和過渡性的例外。既然15年的過渡期早就到期，那么反傾銷替代價條款就應該堅決日落。因此，在廢除反傾銷替代價的問題上，沒有談判的可能和余地。這是中國的核心利益，是中國百年崛起的見證，也是中國維護WTO體制的努力。不以反傾銷替代價條款做交換，應該是中國WTO政策的基石，也是中國為維護WTO體制應盡的義務。

美日歐三方貿易部長和貿易代表于2018年9月25日發表了關于WTO改革的三方聲明，提出了第三國非市場主導政策，產業補貼和國有企業，以及第三國強制技術轉讓政策和做法等。這些內容無論是針對中國，還是其他發展中國家，表現出了明顯的歧視性，是企圖使已失效的替代國制度在更大程度上復活。但是，人們容易健忘，如今中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已經有了很大實力，有充分能力一對一與之較量，以堅決維護平等的國際貿易地位。

七． 結語

2018年9月13日，美方再次主動邀請中方進行新一輪經貿問題磋商，《華爾街提報》解釋，這是為了在美國宣布對中國2000億美元進口產品征收新關稅之前，“再給北京一次機會”。 實際上，全球現在都已明白，由于中國的頑強抵制和美國國內上下反對，特朗普的貿易戰已是騎虎難下，從戰略上，特朗普的貿易戰，很像二戰時期德國的閃電戰，一旦失去攻勢或被迫局部退卻，那么，特朗普的全面挫敗就會接踵而至。

特朗普仗著不懂法律而把WTO法玩弄于股掌之間，實際是在葬送二戰以來美國的國際領導地位和國際信用，加速美國的衰敗。相反，中國如果能夠借此機會，下好WTO上訴機構成員遴選這盤棋，實現中國駐WTO張向晨大使2018年5月8日對啟動上訴機構成員遴選的呼吁，如果WTO以2/3成員同意通過新上訴機構條款，那么特朗普下一步棋該如何走呢？如果這樣，那么我們就得感謝特朗普以其貿易戰方式幫助中國和其他WTO成員來共同建立一個新的國際貿易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