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進勇  張航  李小永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際經濟貿易學院）

一、中美貿易摩擦對我國利用外資規模的影響

（一）對我國利用外資總體規模的影響

從數據來看，目前我國利用外商直接投資規模相對穩定，我國利用FDI流量有所增加。中美貿易摩擦對我國FDI規模的初步影響并不顯著，并在短期內促進了我國的招商引資，我國利用外資規模持續穩定增長。

表1 2012-2018年我國利用外資規模變動

單位：億美元

資料來源：萬德（Wind）中國宏觀經濟數據庫

表1展示了2012年以來我國利用FDI流量的月度變化，其末行為1至9月的累積加總額?？傮w來看，截至2018年9月，我國實際利用外資979.59億美元，較去年同期增加58.7億美元，同比增長6.37%。2016年以前，1月、3月、6月、12月FDI流量相對較高，8月、9月、11月則相對較少。而在2017年下半年中美貿易摩擦醞釀期，8月、9月的FDI流量出現明顯增多現象，11月更是出現爆發式增長，創下單月FDI流量的最高記錄（187.82億美元），在2018年，我國利用FDI流量持續增長，1月（120.74億美元）、2月（89.88億美元）、3月（134.47億美元）、6月（156.62億美元）、8月（104.27億美元）、9月（114.62億美元）皆創下往年同月歷史最高記錄。

圖1 2012-2018年前三季度我國利用FDI累計值變化

資料來源：萬德（Wind）中國宏觀經濟數據庫

圖1為我國2012-2018年間各年1-9月份FDI累計值，從圖中散點來看，近年來我國FDI規模波動上升，在2015年有較大漲幅，并于2017年回落至920.89億美元，2018年創同期最高值979.59億美元。圖中擬合線表現我國FDI規模的增長趨勢，在2018年，我國FDI規模處于擬合線之上，說明中美貿易摩擦發生后，我國FDI規模也有所上升。

中美貿易摩擦使中美兩國融資環境產生較大不確定性，國際投資者所考慮的并非單純的經濟因素，也包括中美兩國政治和外交關系走向。目前美國與我國經貿關系不穩定，特朗普多次推翻談判成果，使貿易摩擦不斷升級，甚至拓展到投資領域。國際投資者無法對未來市場趨勢做出準確判斷，對中美兩國投資趨于保守，這在一定程度上會減少外資企業進駐我國。但從數據上分析，我國FDI規模仍有所增加，究其原因是我國巨大市場潛力，我國日益良好的營商環境對跨國公司有較大吸引力，且國際貿易與國際投資之間存在替代關系。在不確定性、我國市場潛力、替代關系三者間的相互作用下，2018年“中美貿易對抗”后，我國總體外商直接投資規模穩中有升。

（二）對我國利用美資規模的影響

短期內，“中美貿易對抗”使美國對華直接投資略有增加。2018年1-9月，美國累計對華直接投資25.4億美元，達到2013年（26.03億美元）以來的最高水平，較2017年同期增加了1.8億美元。

表2 2012-2018年美國對華直接投資規模變動

單位：億美元

資料來源：萬德（Wind）中國宏觀經濟數據庫

由于中美經貿博弈與合作交替出現，美國對華投資月度波動較大。特別是美國總統特朗普就任后，以“美國優先”為口號，掀起貿易保護主義，限制對外直接投資，使2017年美國對華直接投資出現下降，較2016年同比下降18.28%。2018年，美國對華直接投資有所復蘇，尤其是中美貿易摩擦發生后的4月（3.70億美元）、5月（3.80億美元）、6月（5.60億美元）、8月（4.80億美元），美國對華直接投資流量較往年同期均有顯著提高。

圖2展示了2012年-2018年美國對華直接投資各年1-9月份的累計值變化趨勢，可見在2015年之前美國對華直接投資波動較大，但在2016年-2018年，美國對華直接投資穩定增加，且皆高于擬合值。中美貿易摩擦背景下，美國對華直接投資規模與我國利用FDI總量規模趨同，且穩定上升。

圖2 歷年美國對華直接投資1-9月累計值

資料來源：萬德（Wind）中國宏觀經濟數據庫

中美貿易摩擦對美國對華投資流量及存量的負面影響較小，其主要原因是美國單邊外資政策限制與貿易和投資替代關系的共同作用。從政策上來看，中美沖突主要集中于貿易領域，但美國已單方面將爭端引入投資領域。2018年6月美國白宮發布《中國經濟侵略如何威脅美國和全球科技及知識產權》，指責我國對美資企業進行強制技術轉讓；2018年8月，特朗普簽署《2019財年國防授權法案》，其中《外國投資風險審查現代化法案》賦予外國投資委員會更大的審查權，對在美投資企業進行更加嚴格的審查，增加企業在美投資限制。與此同時，我國實行更加開放的對外政策，對國際融投資市場釋放積極信號，與美國形成強烈對比。當國際貿易壁壘的增加時，資本會更多的以直接投資的方式產生對貿易的替代，對華出口的美國企業更多采取直接投資的方式繞開貿易壁壘，同時，美國的限制措施及近期多變的外資政策也抑制了外資進入美國，客觀上也對外資進入我國相對有利。

此外，在美國對我國的兩次加征關稅的共計2500億美元的商品中，制造業下 “電機、電氣、音像設備及其零附件”、“核反應堆、鍋爐、機械器具及零件”實際征收關稅稅額占比最大，分別為27.1%和23.1%，可見我國制造業受中美貿易爭端沖擊最大。但我國以出口為導向的制造業外資企業，大多以加工組裝、初級制造為主，屬于我國相對美國具有比較優勢的勞動密集型產業，且美國無法在短時間內改變這種比較優勢，所以向美國出口的外資企業不會在短期內因關稅的增加而撤出中國。因此，“中美貿易對抗”目前還沒有引起我國美資FDI的外流，大多數在華美資企業正在重新評估風險，處于觀望階段。

二、中美貿易摩擦對我國利用外資產業結構的影響

中美貿易摩擦對我國FDI結構已產生部分影響，且其影響會隨著貿易摩擦的發展而逐漸擴大?？偟膩碚f，中美貿易摩擦使FDI更多地流向技術密集型與資本密集型產業，這些產業通常位于價值鏈高端，而使得位于價值鏈中低端的勞動密集型產業的FDI流入減少；同時以占領市場為主要目的水平型FDI增加，而使以布局產業鏈為目的垂直型FDI減少。根據企業面臨貿易壁壘增加時采取的行為，可以將在華外資企業分為三種類型：貿易轉移型投資企業、貿易放棄型投資企業、貿易替代型投資企業。

（一）對位于價值鏈中低端產業的影響

圖3展示了2004年-2017年我國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產業結構變化。從圖中可以看出，我國采礦業、農業FDI所占份額很低，采礦業、農業等的行業系勞動密集型產業，且受生產場地難轉移、目標市場較多的因素影響，即便產品出口對象國提高關稅，也并不必然導致該行業外資企業的撤資和搬離。與之相比，租賃及商品服務的FDI占比持續升高，說明其受貿易摩擦沖擊較小。房地產業FDI占比波動較大，但這主要是由于我國近年來對房地產行業發展的限制政策，而受中美關系影響較小。制造業企業FDI占比較高，但呈現下降趨勢，在2015年-2017年，我國制造業FDI由395.43億美元下降至335.06億美元，年均降幅為7.95%。特朗普分別于2017年4月份、2017年8月份以《1962年貿易擴展法》和《1974年貿易法》分別就鋼材進口和我國技術轉移等情況加以調查，使我國制造業中向美國出口的外資企業面臨較大的不確定性，也使得國際投資者在對華制造業的投資時更加謹慎，一定程度上減緩了2017年我國制造業外資的流入，是我國制造業FDI占比減少的重要原因。

圖3 2004-2017年我國利用外商直接投資行業結構變化

資料來源：萬德（Wind）中國宏觀經濟數據庫

以全球價值鏈的角度分析，隨著全球價值鏈和產業鏈分工深化，位于價值鏈中低端產業通常是以勞動密集型為主，我國具備比較優勢。低價高質勞動力和健全完善的配套生產能力優勢，使眾多大型跨國公司將產業鏈中的生產加工環節放在我國。我國制造業處于全球價值鏈中低端，此類行業的外資企業中，存在較多的貿易轉移型投資企業，中美貿易摩擦發生后，該類型企業會因美國關稅的增加而放棄在中國生產。究其原因，美國挑起貿易摩擦有使制造業回流的目的，其關稅清單對制造業針對性較強，設置貿易壁壘，以提高中國制造業企業向美國出口商品的成本，促使在華制造業美資企業為了繞開關稅壁壘而遷回美國或遷移至其他國家。短期內，美國雖無法也無需逆轉中國在勞動密集型行業上的比較優勢，但也很難實現使制造業回流的愿想，因為東南亞的其他發展中國家在制造業上具有與我國相似的比較優勢，中美貿易摩擦雖然直接增加了中國出口美國相關產品的近25%出口成本，形成了對中國制造業產業的沖擊，但勞動密集型制造業通常技術含量不高，東亞與東南亞發展中國家之間勞動密集型制造業具有較高的替代性，貿易轉移型出口企業會考慮重新選址，遷移至對美出口關稅更低的國家或地區。貿易轉移型外資企業目前還在處于觀望期，考量中美貿易摩擦是否會長時間持續下去，這無疑增加了我國制造業FDI的不確定性。

若多數的位于價值鏈中低端的制造業外資企業以貿易轉移的方式應對中美貿易摩擦，約半年左右該類外資企業會從觀望期轉至撤退期或搬遷期。這也很可能是特朗普發動貿易摩擦的更深層次的目標，以打擊我國出口貿易為手段，阻斷更多的FDI進入我國或迫使外資企業搬離我國，將我國從全球價值鏈的國際分工中剝離出去，切斷我國與其他國家在全球價值鏈中的聯系。并試圖在制造業領域孤立中國，將制造業的市場份額等作為資源和財富重新回歸美國或分給其他國家。由此來打擊我國的出口、外資、就業、GDP以及對經濟增長的信心，限制我國制造業發展。

（二）對位于價值鏈高端產業的影響

但以目前影響來看，中美貿易摩擦雖對我國位于價值鏈中低端產業FDI具有負面影響，但其對我國位于價值鏈高端產業，如高端制造業、信息技術業等行業的FDI發展卻有促進作用。且在我國處于價值鏈高端的產業通常以高端制造為主，例如電腦及電子設備制造、運輸設備制造等，該類型行業的外資企業通常將生產環節放在我國來減少貿易與運輸成本?！爸忻蕾Q易對抗”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我國勞動密集型產業FDI的流失，而促進了我國位于價值鏈高端的資本密集型、技術密集型產業的FDI增加。

圖4 2017年美國對華投資存量中的行業分布及其中制造業具體分布

資料來源：美國經濟分析局（BEA）

圖4展示了2017年美國對華直接投資存量中的行業構成，其中左為所有行業的分布情況，右為制造業的細分行業分布。從左圖看，美國對華直接投資中，第三產業所占份額為32%，其中包括非銀行類股份公司（4%）、專業技術服務（2%）、金融業（7%）、儲蓄機構（4%）、信息（2%）、批發貿易（13%）?？傊圃鞓I（50%）所占份額最大，且從右圖中可以看到，其中包括電腦及電子產品（16%）、運輸設備（24%），合計40%，這兩項制造業的科技含量較高。綜上，在美國對外直接投的總存量來看，50%為制造業，高端制造業占其中的40%，第三產業占比32%。

從關稅清單所涉及的行業看，美國對我國的兩次加征關稅的共2500億美元商品中，制造業分類下“計算機、自動數據處理設備等機器的零附件”和“自動數據處理設備、磁性光學閱讀機、數據記錄媒體機器”的關稅稅額占比分別為6.3%、3.8%?？梢?，高端制造業既是美資FDI中的重要行業，也是中美爭端中的關鍵行業。高端制造業屬于資本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行業，外資進入我國此類行業主要是為了實現全球布局和進入中國市場，行業內的外資企業主要以貿易替代型和貿易放棄型投資企業為主。

位于上述價值鏈高端產業的外資企業，當貿易壁壘持高不下時，貿易替代型投資企業會增加在華生產規模來替代貿易進入中國市場。即便中美貿易摩擦“如火如荼”，但該類型外資企業不愿放棄巨大的中國市場，在貿易不暢時以投資方式進入，貿易替代型企業在華的直接投資反而會因關稅壁壘的提高而有所增加。以美資電動汽車行業巨頭特斯拉為例，在中美貿易摩擦發生后，特斯拉與上海市政府達成協議，擬于上海建廠，預計2020年前后建成年產量達50萬輛的工廠，這將是特斯拉在美國以外的第一家超級工廠，同時也將是我國上海市有史以來最大的外資制造業項目，預計對華投資額為30-40億美元，成為美國對華FDI新主力軍。此外，位于價值鏈高端產業的外資企業亦有一部分屬于貿易放棄型投資企業，中美貿易摩擦后，它們會放棄美國市場，不再向美國出口產品，將產品銷往其他關稅較低的國家。該類型的外資企業因生產場地轉移困難而不得不暫時放棄高關稅市場，或為降低投資風險，在中美經貿關系不明朗的情況下，短期內放棄向美國出口，專注于布局中國市場，減少投資風險。

三、中美貿易摩擦對我國利用外資來源構成的影響

近年來，在我國利用外資主要來源地區的份額中，美國、中國臺灣、新加坡、日本、韓國、歐洲國家皆有下降趨勢，而中國香港、維爾京群島等國際自由港對我國內陸地區的投資份額大幅增加。中美貿易摩擦是逆全球化的表現之一，在逆全球化背景下，國際避稅地、自由港的貿易和投融資等優勢會更加明顯，中國香港、維爾京群島等國際自由港對我國的FDI占比也逐年遞增。

（一）對我國利用來自美、歐外資份額的影響

圖5顯示的是1992年-2017年美國對華直接投資在我國利用FDI中所占份額變化。在我國利用FDI的國別構成中，2000年美國所占份額達到頂峰，為10.77%，是我國FDI的第一大來源國，但其份額之后大幅下降，特別是在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后長期低于3%，在2011年至2017年下降至2%左右，不再是我國利用外資的主要來源，其對我國投資份額不斷下降主要有以下原因。

首先，美國長期以來實行重振制造業戰略，優化制造業下三大要素勞動力、資本和技術研發的環境，削弱美國企業赴外投資的意向。其次，據世界知識產權組統計顯示，在部分高端制造業，我國的PCT專利申請數量增長迅猛，早已超越美國，這必然引起美國的警惕，擔心我國威脅其在全球價值鏈頂端的位置，對我國采取經貿限制措施，以減緩美資對我國直接投資的速度。此外，歐洲國家對華直接投資所占份額趨勢變化與美國相似，早期對我國FDI呈現上升趨勢，2002年以后，其份額迅速下降至2007年以后的5%-6%之間，并趨于穩定。與美國不同的是，歐洲國家所占份額在2016年、2017年出現較大波動，2016年上升至7.49%，隨后下降至6.74%。究其原因，特朗普上臺以來，對歐洲發達國家的態度“時好時壞”，公開宣揚“北約過時論”，指責德國難民政策是“災難性的錯誤”，對英國脫歐“幸災樂禍”，其諸多喜怒無常的行為，引起歐洲許多國家對美國未來經貿政策的擔憂。相比之下，我國堅持擴大對外開放的政策，使2016-2017年間歐洲國家對我國直接投資增幅較大。

圖5 1992-2017年我國利用外商直接投資中美資占比變化

資料來源：萬德（Wind）中國宏觀經濟數據庫

（二）對我國利用來自港、澳、臺資份額的影響

在我國FDI主要來源地區中，中國香港作為國際貿易中心和國際金融中心，憑借我國政策及區位優勢，一直以來都是我國大陸地區重要的對外直接投資及利用外資的中轉地、目的地、來源地。

為促進中國內地與香港經濟繁榮發展，中國中央政府與香港特區政府于2003年6月簽署《內地與香港關于建立更緊密經貿關系的安排》（Closer Economic Partnership Arrangement），其主要內容包括：兩地實現貨物貿易零關稅，擴大服務貿易市場準入，實行貿易投資便利化。從2018年4月中美貿易沖突爆發至9月，中國香港地區累計對大陸地區投資375.21億美元，較2017年同期增加15.51億美元，增長迅速。

圖6中展示了中國港、澳、臺地區FDI在我國FDI中所占份額中的變化，其中左側縱坐標表示香港地區，右側縱坐標表示中國臺灣與澳門地區。由圖可見，香港的份額在2010以后長期處于擬合值上方，增長趨勢明顯；中國澳門所占份額始終較小，且相對穩定；中國臺灣所占份額逐年減少，與歐美份額變化趨勢相似。

在中美貿易摩擦與逆全球化背景下，香港作為世界上最開放的自由港之一，其貿易、投資、金融等領域的便利化優勢會更多的體現出來，其對我國大陸的直接投資份額預期會持續增加。一方面，各國與國際避稅地的經貿往來增加是全球趨勢，香港作為國際避稅地，越來越多的公司選擇將此作為公司注冊地，來避開母國一系列的管理等費用。此外，就我國市場而言，香港有著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和政策優勢，受中美貿易摩擦影響，部分外來資本在我國直接進行FDI受阻而選擇將香港設為中轉站，以規避中美貿易摩擦的沖擊。

圖6 1997-2017年我國利用外商直接投資中港、澳、臺資占比變化趨勢

資料來源：萬德（Wind）中國宏觀經濟數據庫

（三）對我國利用來自新加坡、日本、韓國外資份額的影響

以經濟規律分析，在貿易摩擦背景下，新加坡會相對穩定或略有增加，而日本、韓國對華直接投資所占份額相對降低。在2017年，我國來自亞洲的外商直接投資中，除去中國香港地區，則“新日韓”三國的直接投資份額占亞洲地區剩余地區總額的32.55%、25.09%和22.28%，共計占79.92%，是我國在亞洲地區最重要的FDI來源國。

圖7 1996-2017年我國利用外商直接投資新、日、韓資占比變化趨勢

資料來源：萬德（Wind）中國宏觀經濟數據庫

圖7表示了“新日韓”三國對我國直接投資中所占份額的變化?！靶氯枕n”三國的份額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其中日本下降速度最快，且波動較大，2005年以前所占份額較高，并在2008年金融危機后有緩慢的攀升，但在近年來又再次進入低谷，所占份額降低至2%左右。通過圖7與圖5對比可以發現，日本、韓國在我國FDI份額變動趨勢與美國相似，在2002-2005年之間占有較高的投資份額，且其散點多落于擬合線上方。而在2005-2011年其所占份額較小，且多落于擬合線下方，并在2015年后波動并不明顯。通過與圖6對比可以發現，日本的對華直接投資所占份額的變化與香港的趨勢相反，在相同的年份區間中，兩圖中的散點分別位于相對擬合線相反的位置。新加坡的整體趨勢雖然也呈下降態勢，其波動相對較小，且其變動規律也與美國、日本、韓國相反，而與香港類似。

究其原因，香港、新加坡是全球自由貿易港，其與他國之間的經貿聯系受“逆全球化”的負面影響較小，反而在“逆全球化”與“貿易保護主義”的進一步加深時，可以更好發揮融投資便利等相關優勢，更多的國外資本在香港、新加坡、維爾京群島等地區中轉后進入我國。中美貿易摩擦亦是“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和“逆全球化”浪潮的縮影，可以間接促進香港、新加坡、維爾京群島地區的對華FDI。美國等發達國家是掀起“逆全球化”的始作俑者，減少與發展中國家的多邊協作與經貿往來，在市場上釋放了眾多不確定性信號，減緩其企業對我國直接投資，其投資規模雖然在增加，但其份額卻在減少。

四、中美貿易摩擦對我國利用外資政策的影響

中美貿易摩擦除對外資存量、外資產業結構、外資國別結構產生影響外，對我國的外資政策也產生較大的影響，倒逼我國深化改革加速進行。目前，我國已在對外開放、知識產權、營商環境這三個主要領域實施了進一步改革的措施，這有利于我國體制機制深化改革，提升招商引資水平，更好地參與全球價值鏈分工中，以應對中美貿易摩擦對我國投資領域造成的市場扭曲。

（一）對我國開放領域政策的影響

在中美貿易摩擦背景下，國際融投資市場不確定性增加，多數投資者對中美兩國的投資更加審慎。對此，我國相繼實施一系列政策措施，對外資開放力度增強。2018年以來，我國在一、二、三產業全面放寬市場準入，實行“改革開放再出發”，出臺《外商投資準入負面清單（2018年版）》，積極推進自貿區、自由港建設，發布《中國（海南）自由貿易試驗區總體方案》。首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開幕式中，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開放的大門不會關閉，只會越開越大。中國推動更高水平開放的腳步不會停滯！中國推動建設開放型世界經濟的腳步不會停滯！中國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腳步不會停滯！”

2018年6月，我國發布的《國務院關于積極有效利用外資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若干措施的通知》提出，全面落實準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管理制度，負面清單之外的領域，各地區各部門不得專門針對外商投資準入進行限制。且在其《外商投資準入負面清單（2018年版）》中，負面清單不再分為“限制類”和“禁止類”兩部分。清單長度由63條減至48條，共在22個領域推出開放措施。對部分領域設置了取消或放寬準入限制的過渡期，在金融、制造、教育、醫療等大部分重點領域都已突破門檻限制，具體包括：一是大幅擴大服務業開放。二是基本放開制造業。三是放寬農業和能源資源領域準入。2018年版負面清單擴大和提高了我國多行業領域對外資開放的范圍和程度，一方面增強了放寬外資準入的可預期性，為國際投資者釋放穩定、積極的外資政策信號，打消其因中美貿易摩擦而產生的對華投資擔憂。另一方面使外資準入審查更具有可操作性和現實性，為外資企業來華辦廠提供便利。通過新的開放措施，將進一步深化我國同其他國家和地區間的投資合作，開展更廣泛的資本、技術、管理、人才交流，從而在更大范圍實現互利共贏。

（二）對我國知識產權政策的影響

美國發動貿易摩擦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認為我國對美國企業進行“強制技術轉讓”和“知識產權盜竊”。中美貿易摩擦提高了我國對企業知識產權保護的重視程度，推動我國進一步完善知識產權法制建設。提升知識產權保護可以有效促進我國吸引資本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FDI，有利于我國借此機遇提升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地位。

我國已將“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列為我國近期在擴大開放方面的重大舉措之一。重組國家知識產權局，全面負責知識產權保護工作，推動知識產權保護體系建設和商標、專利、原產地地理標志的注冊登記和行政裁決，指導商標、專利執法工作等；商標、專利執法職責交由市場監管綜合執法隊伍承擔；從多角度加強了我國對知識產權保護，防止跨國公司的核心技術泄露的可能性，由此鼓勵技術性外資企業對我國直接投資，鼓勵中外企業開展正常技術交流合作，保護在華外企業合法知識產權。此外，強化知識產權保護，實質上也為擁有技術優勢的跨國公司提供壟斷中國市場的機會。因此我國在加強知識產權保護的同時，也對《反壟斷法》等競爭規則進行更新，不斷完善公平競爭審查制度，提高控制技術壟斷行為的立法與執法水平，從而避免強化知識產權保護帶來的壟斷問題。

（三）對我國營商環境政策的影響

目前，赴華投資的跨國公司所關心的核心問題，已由準入條件逐漸轉至營商環境。中美貿易摩擦中，投資者無法清晰判斷中美經貿關系發展趨勢，擔憂中美外資政策變動而導致營商環境惡化，對我國投資更加趨于審慎。對此，我國推動進一步優化營商環境的新措施，并在白皮書《關于中美經貿摩擦的事實與中方立場》中明確強調：“中國將著力構建公開、透明的涉外法律體系，不斷改善營商環境，為各國企業在華投資經營提供更好、更優質的服務?！?/SPAN>

為應對中美貿易摩擦，我國也已出臺多種舉措來優化國內營商環境。在減稅減費方面，我國通過增加退稅稅率的方式，彌補企業出口成本。從2018年11月1日起已，將原來出口退稅率為15%和部分13%的提至16%；5%的提至6%，部分提至10%；9%的提至10%，其中部分提至13%。并進一步簡化稅制，退稅率由原來的七檔減為五檔。并且各地區各部門已優化退稅服務、縮短退稅時間，在2019年前將辦理退稅平均時間由目前的13個工作日縮短至10個工作日。以增加退稅、優化服務、縮短周期的方式改善出口企業營商環境，對沖貿易摩擦對外貿領域所帶來的不利影響。

在世界銀行發布的《2019年營商環境報告》中，我國營商環境總體評價在190個經濟體中位列46位，較上一年上升32位。近年來，雖然外資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宏觀經濟形勢和中美貿易摩擦的影響，但中國政府一直致力于優化營商環境，對于外資關心的技術轉讓、行政許可、知識產權等問題，中國近年來已取得長足進步，并將持續完善。

五、我國的應對之策

（一）緩和中美經貿關系

雖中美貿易摩擦尚未對雙方構成巨大威脅，特朗普在投資領域的對華限制措施也較為克制，但美國已將中國定位為長期戰略競爭對手，我國應提防貿易摩擦的長期化，避免其全面拓展到投資等其他領域。

20世紀70年代日美經濟戰后，在美國壓力下，日本簽署《廣場協議》導致日元大幅升值，嚴重沖擊日本的出口導向型行業，日本經濟開始下滑，為應對經濟下行壓力，日本央行采用擴張性貨幣政策，從而導致貨幣供應量快速增加，資產泡沫迅速膨脹，最終資產泡沫破滅，經濟發展受巨大沖擊。以之為鑒，美國對日本、拉美、東南亞等國家發起的經濟戰中，最終都以金融武器擊敗對手。目前中美貿易摩擦主要局限于貿易，并未全面擴展至投資、金融等其他領域，我國應防范中美貿易摩擦的持續和擴張，采取“以戰促和”的方式緩解中美經貿關系，不因“中美貿易對抗”懲罰美資在華企業。

美資在我國利用FDI中的份額雖持續走低，但美資依然有著發達的技術、充裕的資金、先進的管理理念，其帶來的技術溢出效應依然對我國高端產業發揮起著關鍵性作用。因此我國不能因貿易摩擦而放棄中美貿易及雙邊投資，應依然以和平發展作為第一目標，致力緩和中美經貿關系。但我國絕不能一味退讓，中美貿易摩擦已不可避免，我國的退讓不能換回美國的退讓，需要秉持“不愿打、不怕打、但必要時也不得不打”的態度，始終采取“以戰促和”的方式，以“小戰謀大和”，談判與反制措施相結合，在磋商、博弈中相互妥協。在與美國對抗的同時，著力改善中美經貿糾紛中的結構性問題，推動建立中美利益共同體，機制性預防經貿摩擦擴大的可能。

（二）平衡外資產業結構

中美貿易摩擦會使技術密集型及資本密集型位于價值鏈高端產業的FDI占比增加，而使勞動密集型等位于價值鏈中低端產業的FDI占比略有降低，使我國外資結構偏移原有的經濟規律，造成了勞動密集型外資制造業外流加快和流入受限，雖目前亦使我國位于價值鏈高端產業的FDI增多，但我國在價值鏈中的地位攀升需要經歷長時間的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若我國過快地失去國際分工中的生產環節，會使我國與全球價值鏈脫鉤，從而對我國的經濟、就業、GDP等方面造成較大沖擊。

我國應妥善應對低端制造業的外流，通過改革創新為制造業營造一個低成本、投資便利和競爭公平的環境，保持本土制造業可持續健康發展。同時，應密切關注我國外資企業的進展和動向，避免因改革或配套措施不及時到位導致的制造業內資本大規模外流以致“產業空心化”。同時應加快完善基礎設施和產業配套，引導中西部地區積極承接東部制造能力轉移，在多地建設符合地方特色主導產業集群。此外，我國也應抓住此次中美經貿關系的巨大變化在投資領域產生一些新機遇，吸引更多的資本密集型及技術密集型FDI進駐，將服務業培養為我國利用外資的重點產業。既要防止“產業空心化”也要防范“資產泡沫化”，妥善平衡勞動密集型與資本密集型外資企業。

（三）加強同其他國家經貿聯系

中美貿易摩擦并非只影響中美雙邊投資，也會沖擊其他國家對我國的直接投資，在一定程度上會使我國FDI國別結構單一化。日本、韓國、歐洲等發達國家地區對我國的直接投資所占份額減少，而中國香港、新加坡、維爾京群島等國際避稅地對我國直接投資份額大幅增加。對此，我國也應平衡FDI國別結構，加強與日、韓兩國的經貿聯系，防止其在華直接投資存量外流或流入受阻。

中日韓三國同為貿易和制造業大國，經濟總量和貿易總量占全球的比重超過20%，在維護自由貿易秩序、推動世界經濟保持開放等方面都面臨共同挑戰，擁有共同利益。我國應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則，擴大相互開放，深化三國合作，共同反對貿易保護主義，引導經濟向全球化發展。

同時我國要積極支持包括歐盟和東盟在內的亞歐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的發展，推進新型經濟全球化進程。美國已與歐盟委員會聯合承諾將致力于雙邊貿易零關稅，并提出將增加美國液化天然氣和大豆的進口。歐盟和日本相繼與美國協商簽署零關稅自由貿易協定。我國應在此機遇推動RCEP談判，將東盟國家和中國、日本、韓國、印度、新西蘭、澳大利亞等6個國家間的雙邊自貿區協定整合起來，進而推動亞太經濟一體化和區域貿易投資自由化和便利化，使我國FDI來源國結構多元化，增加抗風險能力，在新的世界的投資格局中加強與其他國家的經貿聯系。

（四）繼續深化體制機制改革

我國應繼續堅持對外資企業擴大開放的積極政策，擴大進口和引進外資來應可能出現的更大規模的中美貿易摩擦，消除中美貿易摩擦下外資企業的顧慮，緩解中美貿易摩擦現今以及未來可能對我國外資領域的不利影響。

此外，中美經貿間的基礎性問題還是需要深層次的改革來完成，我國在與美國談判的同時也應注重自身改革，從多方面為外資提供切實的優化措施，改善中美經貿糾紛中的結構性問題。

繼續擴大開放、深化機制體制并非只對我國利用FDI領域有益，對我國經濟也有諸多好處，可以提高我國居民福利水平，為國內生產者市場提供競爭機制，使商品價格保持在充分競爭的狀態，促進我國企業生產效率進步。并不斷滿足中等收入群體對多樣化、高質量產品日益增長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