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4 “廣場協議”前后日元和德國馬克官方匯率變動(1981-1991年)

數據來源：World Bank。

（二）美德貿易摩擦的形成與影響

得益于20世紀50年代歐洲自由貿易區建立和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加快，進入70年代以后德國的貿易條件優越于日本，獲得了較高的貿易增速。20世紀80年代，同日本一樣，德國擁有巨額的貿易順差。但與日本不同，德國承受過兩次世界大戰的失敗，在國際貿易沖突面前選擇放低姿態，主動調和與各貿易逆差國之間的矛盾，分散其出口商品的種類，拓展貿易目的地國，削減其對單個貿易伙伴的順差額，尤其是與美國的貿易差額，使得美德貿易摩擦并未上升到與美日貿易摩擦的激烈沖突局面。

1985年，德國與美國簽訂“廣場協議”后，馬克也隨即大幅升值(圖4)。加之德國當時財政危機和產業結構問題凸顯，在內憂外患兩面夾擊的情況下，德國對外堅持自由貿易原則，對內竭力穩定國內物價，審慎推行各項宏觀調控政策和產業政策，穩住了短期馬克升值帶來的危機，奠定了德國長足發展的基礎。在對外貿易方面，德國堅持推行雙向自由貿易，持續推進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在平滑與伙伴國貿易差額和降低貿易沖突可能的同時，積極改善國內制造業企業的貿易環境；在產業政策方面，引導資金流入實體經濟支持企業的產業升級和技術創新(楊麗君，2014)，通過減稅政策鼓勵優勢企業發展，淘汰落后產能，利用財政補貼資助新興產業發展、企業研發與人才培養，推進科技創新；在宏觀調控方面，前期小幅逐步下調官方貼現率以刺激經濟發展，同時提高存款準備金率，主動對沖流動性風險，遏制住泡沫資產膨脹。結局與日本截然相反，德國的上述貿易原則和調控政策，實現了產業結構的調整，同時緩和了政府財政赤字，避免了股市和房地產市場的大起大落。

總體而言，美德貿易摩擦包括“廣場協議”的簽訂并未造成德國經濟基本面的強烈波動，反而促使德國加快歐洲經濟一體化，借勢升級產業結構，較好地實現德國經濟的平穩落地。

三、中美與美日德貿易摩擦的比較

回顧20世紀美國與日本、德國的貿易沖突歷程，探索歷史與現實的共性和差異，將為進一步把握中美貿易摩擦的特殊性和廓清中美貿易關系及其未來走向提供思路和方向。

（一）中美與美日德貿易摩擦的共同點

“特朗普主義”類似于20世紀80年代“里根主義”，對內推行自由主義，對外推行保護主義(盛斌和宗偉，2017)。后危機時代中美貿易摩擦與20世紀80年代美日德貿易摩擦具有一定的相似之處。

1. 當時全球經濟處于后經濟危機恢復期

類同于20世紀70年代日本和德國經歷的兩次“石油危機”，2008年爆發全球金融危機和歐洲債務危機，導致全球經濟隨后進入恢復和發展階段。

2. 美國有巨額貿易逆差且制造業受到沖擊

20世紀80年代美國面臨巨大的財政和貿易雙赤字，而得益于制造業崛起的日本和德國對外貿易繁榮，對美貿易順差成為加劇美國貿易赤字的眾矢之的。當前美國依舊債臺高筑，中國得益于制造業的迅猛發展，形勢如同當年的日本和德國，因而被美國順勢列為制約其經濟發展的原因之一。

3. 美國經濟實力和國際競爭力相對衰弱

美日德貿易戰中，貿易嚴重失衡的美國經濟發展滯后于日德崛起的速度(賀平，2008)，尤其日本的制造業對美國存在市場擠出效應。當下的中美貿易關系如出一撤，美國制造業逐步喪失大國優勢，關停企業和失業群體數量龐大，經濟發展速度也落后于中國。

4. 中日德的貨幣均處于貨幣國際化進程中

與當時的日元、德國馬克相似，后危機時代人民幣受到市場主體的青睞，被越來越多的國家和地區運用于跨境貿易結算、投資等領域，并初步具備一定的儲備貨幣職能，對美元的國際地位形成沖擊。

（二）中美、美日、美德貿易摩擦的差異點

盡管中美貿易摩擦與美日德貿易摩擦存在一定的相似之處，但是中國與日本、德國因意識形態、區域政策、涉及領域、牽涉利益以及規則制定存在差異，后危機時代中美貿易摩擦與20世紀80年代美日德貿易摩擦亦有一定的不同。

1. 所處政治情境有別

二戰后日、德的國家安全依附于美國，導致日本和德國在與美國的貿易摩擦問題處理上表現得較為被動。中國一直奉行獨立自主的外交原則，在國家安全方面并不依附于美國，因而在與美國較量中，中國比日本、德國更具有主動權和話語權。

2. 區域政策安排有差異

在貿易摩擦面前，日本與德國、中國實施不同的區域經濟政策安排。日本并不重視東亞區域經濟政策協調，而中國、德國均積極推進區域經濟一體化，其中，國加快推進歐洲一體化；中國重視統籌雙邊、多邊和區域次區域經貿合作，加強“一帶一路”和自由貿易區建設。

3. 涉及領域有所不同

20世紀80年代日本、德國與美國的貿易戰以簽訂“廣場協議”為開端，導致日元和德國馬克大幅升值，震蕩了整個國家的經濟。當前中國雖然面臨人民幣升值情境，但是人民幣匯率經歷2005和2015年兩次改革后，波動更加穩定，且中美貿易摩擦暫未直接觸及到貨幣升值問題和金融領域。

4. 牽涉他國利益面不一樣

隨著經濟全球化持續加快和國際分工的日益深化，世界經貿體系逐步由最終產品主導的傳統分工模式轉變為以產品內分工為主的新型分工模式。與20世紀美德和美日貿易摩擦相比，中美貿易摩擦不僅涉及多領域的經貿沖突與對壘，且牽涉的利益面更廣，切實影響著更多國家和地區的利益。

5. 國際經貿規則沖突發生差異

由于國際分工縱深化，國際經貿規則由邊界上規則轉變為邊界內規則(盛斌和馬斌，2016)。20世紀美日德貿易摩擦主要發生在關稅、非關稅壁壘等邊界上規則的沖突，而中美貿易摩擦中的規則沖突看似邊界上的關稅規則沖突，實際已延伸至中國與美國的邊界內規則沖突，尤其是知識產權、技術轉讓、產業補貼等規則的沖突。

四、后危機時代中美貿易摩擦的應對措施

中美貿易摩擦具有長期性和持續性特征，但中美貿易并非零和博弈。后危機時代，中美經貿關系同樣是競爭與合作同在、沖突與緩和并存的發展態勢，其主要原因在于國際分工縱深發展和國際貨幣體系重構情境下我國制造業的強勢升級與美國制造業的弱勢回歸之間、弱勢美元尋求回歸與人民幣強勢崛起之間存在較為明顯的矛盾沖突?；仡櫄v史，日本“失去的十年”的教訓發人深思，其宏觀調控政策誤判和產業政策失誤是導致泡沫經濟產生和破滅的主要原因；德國審慎調控宏觀經濟，支持新興產業發展，加速歐洲經濟一體化，減少對美貿易依附力，產業升級得以順利躍遷。

理性對待“逆全球化”思潮和貿易主義抬頭，立足中美貿易摩擦的發展態勢和矛盾特征，比較借鑒德國、日本在處理與美國貿易摩擦的經驗與教訓，我國應時刻保持戰略定力和全局視野，審慎制定宏觀政策，守住實體經濟主陣地和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加快國內深化改革與擴大對外開放，主動參與全球經濟治理和制定國際經貿規則；積極推進“一帶一路”與自由貿易(試驗)區建設，培育制度性優勢；加快建設創新型國家，重塑中國全球價值鏈，有序推進國內產業結構升級和人民幣國際化。

（一）審慎制定宏觀政策，主動出擊避免經濟“脫實向虛”

第一，審慎宏觀調控，將沖突鎖定在貿易領域。20世紀80年代，日元強勢走高導致日本國內資產過熱，進一步擾亂了金融秩序并掀起國際投機熱潮。新一輪中美貿易摩擦情境下，中國要吸收日本教訓，竭盡所能把中美矛盾沖突穩定在貿易領域，審慎推行財政和貨幣政策，確保人民幣在合理范圍內波動，避免由貿易領域摩擦擴大至金融領域沖擊，努力為現階段我國發展高端制造業和新興產業贏得“時間窗口”。

第二，主動實施反制措施，尋求多邊解決方案。中國要認清中美經貿關系的緊密性以及中美貿易摩擦的復雜性、長期性、嚴峻性，不能被動應對或妥協，而要在戰略上主動出擊，加緊研判美國對華采取的制裁措施及其可能的動向，既對美制定對等的反制舉措清單，避免自身貿易條件惡化，也積極利用世貿組織、G20、上海合作組織、APEC等多邊對話平臺，與其他同樣遭遇美國制裁的國家和地區攜手共商多邊解決方案，共同謀劃針對美國的反制措施。

第三，加強金融監管，防控系統性金融風險。日本資產泡沫的破滅抑制了過于樂觀的金融亂象，也導致日本經濟陷入長期經濟蕭條。新時期中國要堅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嚴格加強金融監管，適度有序開放金融服務業，控制諸如房地產、股票市場等虛擬經濟中的金融亂象(陳繼勇和陳大波，2017)，有效降低宏觀杠桿率，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

（二）加快推進“一帶一路”，剛柔并濟拓展貿易空間

我國要堅持“一帶一路”倡議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積極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建立良好的經貿往來關系，既發掘新的國際市場，拓寬貿易空間，逐步降低中國與美國貿易集中度，分散中國對外貿易的系統性風險，也幫助與中美貿易摩擦有著利益牽涉的國家和地區消除其擔憂和疑慮，有效降低國際經貿關系的不確定性。

第一，強化基礎設施，推進互聯互通。我國對外要努力拓寬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跨境基礎設施項目建設，對內要積極發揮“1+3+7+2”自由貿易試驗區的開發開放引領性作用，革除壁壘，拓展地理空間，為實現“設施聯通”、“貿易暢通”的區位延伸奠定堅實基礎，進而構建國家間互利共贏的經貿合作關系。

第二，加強產能合作，擴大開放領域。我國加強國際產能合作，將因對美出口急劇減少而剩余的國內產能轉到其他國家，有助于擴大我國的對外開放和合作領域，減少中國對美國市場的依賴度。因此，我國要融合“一帶一路”倡議與國際產能合作的戰略智慧，以跨境產業園區建設為依托，鼓勵中國企業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設置海外生產基地，形成重點行業國際產能合作企業聯盟，加快推動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實現合作共贏的包容性發展。

第三，夯實民心基礎，促進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是助推“一帶一路”建設的潤滑劑，文化交融是促進合作共贏的助推器。我國要積極傳承與弘揚絲綢之路友好合作精神，尊重各國文化差異和謀求雙邊互信共識，推動多元化經濟交流與多層次貿易合作，為拓展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貿易合作空間提供民意基礎和貢獻文化智慧。

（三）深化自貿試驗區改革，軟硬并舉提升開放層次

第一，培育制度新優勢，對沖不利的外部沖擊。隨著經濟全球化的逐步深入，規則將成為愈加重要的生產力。我國應強化自由貿易試驗區的制度創新功能，大膽試、大膽改，加快培育制度新優勢，既盡早形成高標準的貿易投資規則體系，搶占新一輪國際經貿規則競爭的制高點，也要通過優化提升營商環境對沖中美貿易摩擦引發的不利外部沖擊。

第二，注意圍繞實體經濟發展進行制度創新。在當前中美貿易摩擦背景下，我國自由貿易試驗區建設尤其要重視實體經濟的基礎性作用，制度創新優先服務于生產性服務業和《中國制造2025》的十大優勢和戰略產業。我國自由貿易試驗區可與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軍民融合創新示范區區、全面創新改革試驗區等其他國家級開放型經濟區形成政策聯動，通過制度創新與技術創新的良性互動，發揮“1+1>2”的疊加效應，培育高端裝備制造業等戰略性新興產業，逐步提升我國制造業和生產性服務業的國際競爭力。

第三，開展適當的壓力測試，審慎推動金融開放創新。雖然當前中美貿易摩擦暫未引發較大幅度的匯率波動，但是隨時可能從貿易領域延伸至金融領域。作為改革的試驗田和開放的引領區，我國自由貿易試驗區尤其是沿海自由貿易試驗區，在有序擴大人民幣國際使用的同時，應當通過金融開放創新做適當的風險壓力測試，加快完善金融監管制度，健全國際金融市場體系，為防范中美貿易摩擦從貿易領域轉入金融領域做充分準備，避免出現系統性金融風險。

第四，以自由貿易區戰略為支撐，有序推進人民幣國際化。充分吸取日元國際化的經驗教訓，重視區域經濟協調與合作的重要性，注重自由貿易試驗區的制度創新，加快推進貿易便利化與自由化，穩步擴大人民幣國際使用，并借助“一帶一路”和自由貿易區建設，逐步形成以人民幣計價結算的資本市場，為構建多元化的國際貨幣體系給予支撐。

（四）發揮技術創新引領作用，多維舉措推動產業升級

第一，重視基礎技術研發，加大高科技人才培育力度。我國基礎技術研發薄弱，而產業轉型升級要以基礎技術為保障。由于技術創新需要依靠人才作為推手，我國應培育創新文化，完善創新活力激發所需的制度供給，建立健全的高科技人才儲備機制，保障高科技人才相關的福利政策落地，為我國構建高端、高質和高新產業體系貢獻源源不斷的人才和技術。

第二，穩步推進制造業升級，鼓勵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目前中國處于制造業轉型升級的關鍵時期，要引導資源要素向先進制造業集聚，推動低端的勞動密集型行業躍升至中高端的技術密集型行業，加快發展以人工智能、物聯網、區塊鏈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術及其相關領域的高新技術企業，避免產業“空心化”和技術受制于他國，創造中國制造品牌價值，切實增強我國制造業的國際競爭力和全球引領力。

第三，以《中國制造2025》為導向，加快向制造強國跨越式發展。當前中國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正在遲緩中國由制造大國向制造強國邁進的步伐。面對當前嚴峻的中美貿易摩擦，中國更要緊緊圍繞制造強國的戰略目標，科學識別制約因素，整合完善產業鏈條，推進金融業、生產性服務業與智能化高端制造業協同發展，凸顯優勢領域競爭力，增強自主發展能力，努力成為制造強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