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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富華、唐粼、姜玉梅
(西南財經大學國際商學院、四川自貿試驗區綜合研究院)
一、中美貿易摩擦的態勢與矛盾
(一)中美貿易摩擦的態勢
自中美建立經貿關系以來,中美貿易摩擦長期存在,且美國針對中國市場準入、知識產權、清潔能源補貼等領域先后實施六次“301調查”并擬定加征關稅等制裁措施(圖1)。
1.金融危機前期中美貿易摩擦
2003-2005年,美國針對貿易失衡、反傾銷、知識產權和人民幣匯率等議題單方挑起中美貿易摩擦,試圖模糊中美權責義務。2003年起,短短三年時間,美國制造業協會、美中經濟與安全評估委員會等組織指責中美貿易失衡是造成美國制造業面臨危機、失業人口持續擴大的“罪魁禍首”;美國對華發起多輪反傾銷立案調查,其中立案指控的近百種中國產品被加征反傾銷稅,單筆最高達10億美元;美國多次以中國知識產權保護力度不夠為由對華企業啟動“337調查”,僅2004年達11起;美國參議院決議以征收27.5%的懲罰性關稅為威脅,要求中國加快推動人民幣升值。面對這些威脅,中國與美國展開了積極的磋商并最終達成和解。
2. 后危機時代中美貿易摩擦
2009年起,美國對中國部分貿易、投資領域出臺了制裁措施,如加征輪胎關稅、對光伏企業提起“反壟斷”訴訟以及限制華為和中興等通訊設備公司投資等,而中國也對美采取了反制措施。進入2018年,中美貿易摩擦迎來新一輪的高潮期,彼此展開了多輪激烈的較量。
2018年1月以來,特朗普政府對我國先后發起多輪加征關稅的指令,尤其是對我國輸美500億美元的商品加征25%的關稅,對加征關稅的中國產品清單給予60日公示磋商期。自2018年4月2日起,中國實施反制措施,對原產于美國的7類128項進口商品中止關稅減讓義務,并決定對原產于美國的大豆、汽車、化工品等14類106項商品加征25%的關稅。隨后中美展開多輪協商,逐步由對抗轉向合作。2018年5月19日,中美雙方代表在華盛頓發表“暫停貿易戰”的中美聯合聲明。中國承諾擴大對美購買,加強知識產權保護,但拒絕簽署長期購買協議。然而,當前美國不僅有著對華巨大貿易赤字,也存在高失業率、弱勢制造業等結構性問題,并不滿足于中國做出的有限讓步。緊接著,5月30日美國公開以3月22日簽署的“總統備忘錄”為依據實施對中國的制裁,并于6月15日公布被征收25%關稅的500億美元中國產品清單。隨后中國宣布采取“同等規模、同等力度”的反制措施后,美國于6月18日宣布對中國追加2000億美元的征稅產品清單。由此,中美貿易摩擦的局勢遂從短暫緩和轉向再度緊張。
可見,中美貿易摩擦一直是競爭與合作同在、沖突與緩和并存的發展態勢,只是后危機時代美國對華制裁措施主要由金融危機前期不同行業領域的小幅度制裁轉向高科技行業、中高端制造業領域的集中打擊,沖擊力度更強,彼此利益最佳平衡點更難被識別,致使中美達成和解的難度更大。
(二)中美貿易摩擦背后的矛盾
中美貿易摩擦是中美基于彼此國家利益的反復斡旋、較量與磋商,其實質是中美之間復雜、激烈的內在矛盾沖突。2008年金融危機前期,中美之間的矛盾源于中美投資貿易制度差異和美元指數走強引發的利益沖突,突出體現為人民幣匯率等價格因素導致中美貿易不平衡的矛盾。后危機時代,中美之間的主要矛盾從價格層面的矛盾轉向非價格結構層面的矛盾,且矛盾內容呈復雜化和一定的隱蔽性。本文將后危機時代中美貿易摩擦的主要矛盾歸為顯性矛盾和隱性矛盾兩種。
1. 顯性矛盾
中美貿易摩擦反映出中美之間存在兩個明顯的矛盾:一是非價格結構性因素引發的中美貿易逆差矛盾;二是從美國對中國的征稅領域來看,美國矛頭直指《中國制造2025》,反映出中國制造業轉型升級與美國制造業再回歸之間的矛盾。
第一個矛盾看似與2008年金融危機前期中美貿易摩擦的主要矛盾相同,實質卻存在差異。中美貿易摩擦不斷升級的最直接原因是中美貿易有著巨額的貿易差額。過去30多年來,尤其是2001年中國加入WTO后,中國對美貿易順差呈現逐年擴大趨勢(圖2)。截至目前,我國對美國仍然積累了大量貿易順差,但主要集中在貨物貿易領域,而在服務貿易領域,美國是我國服務貿易逆差的最大來源國。金融危機前期,美國將中國對美貨物貿易順差的主要原因歸為人民幣匯率的長期低估,削弱了美國商品出口的國際競爭力。迫于壓力,中國于2005年擴大人民幣波動幅度,推動人民幣進入升值周期,以至于中美貿易摩擦暫時趨于緩和。進入后危機時代,中國加快人民幣匯率市場化改革,先后實施了三次匯改,尤其是2015年中國緊抓人民幣進入SDR貨幣籃子的重要契機,推進“811匯改”,使得人民幣匯率在市場化、透明度以及可預期性等方面均取得關鍵性突破。到了后危機時代,匯率并非中美貿易逆差的主因,而產業補貼、技術規則等非價格結構性矛盾則上升為中美貿易逆差的主要原因。
數據來源:UN Comtrade。
從第二個矛盾來看,近年來由于中國實施創新發展戰略取得一定成效,中國在部分領域的技術已有趕超美國之勢,逐步從制造業大國向制造業強國躍遷,引發中國制造業的強勢升級與美國制造業的弱勢回歸之間的沖突。
2015年我國發布《中國制造2025》,提出“積極利用全球資源和市場,加強產業全球布局和國際交流合作,形成新的比較優勢,提升制造業開放發展水平”,而2015年中美貿易逆差達到歷史頂峰,刺激了美國貿易保護主義支持者。于是,特朗普政府單方面破壞多邊貿易規則,宣稱對華技術產品征稅,同時在知識產權、世貿組織規則和《中國制造2025》等方面與中國進行交涉和斡旋,試圖增加對華談判的籌碼,在中美談判中取得“美國優先”的利益,以期實現本國制造業再回歸,同時抑制中國制造業轉型升級。
本輪中美貿易摩擦中,美國看似針對其對華貿易赤字,實質要阻止中國制造業升級,遏制中國產業從全球價值鏈的低端邁向中高端,以竭力維持其既得的全球貿易競爭優勢,避免中國制造業轉型升級引發其全球利益分配占比的下滑,同時爭取優先利益助推其實現制造業再回歸。后危機時代,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更加積極主動地參與國際經貿規則重構,對美國的全球治理能力構成嚴重威脅。美國推動其制造業的弱勢回歸,體現的是產業競爭,實質是規則競爭,試圖改變現有的國際經貿規則,為保有其制造業競爭力提供制度支撐。
2. 隱性矛盾
蒙代爾說過,強國必先強幣。美元作為國際貨幣體系的既得利益者,為維護其霸權地位,也極力遏制其他貨幣國際化。正如美國曾經阻止日元、德國馬克或歐元的國際化進程,美國也在遏制人民幣國際化。中美貿易摩擦中的隱性矛盾是美元霸權的單極國際貨幣體系與美元、人民幣、歐元等貨幣日益形成的多極國際貨幣體系之間的矛盾,并且在當前人民幣快速國際化背景下,該矛盾尤其突出表現為弱勢美元尋求回歸與人民幣強勢崛起之間的矛盾。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暴露了美元單極國際貨幣體系的嚴重弊端,而中美巨額貿易逆差正是美國為維護這一國際貨幣體系,利用貿易逆差投放美元流動性的結果。美國長期通過貨物貿易逆差這一主要渠道輸出美元,既保有世界經濟霸主地位,也享受著全球尤其是來自中國的價廉物美商品,而如今美國卻遭到反噬,出現國內制造業的缺位和大量的失業率。為此,美國試圖通過單邊貿易保護主義再平衡全球經貿關系,推動其制造業再回歸,優先緩和國內日益激化的矛盾,再延續其美元霸權地位。
然而,后危機時代,突破美元霸權格局,建立美元、人民幣、歐元等貨幣形成的多極國際貨幣體系成為世界訴求和必然趨勢。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人民幣國際化從民間議題上升為國家戰略,從2009年4月8日我國啟動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業務試點,到2011年8月23日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業務范圍擴大至全國和境外所有國家和地區,到2016年10月1日人民幣加入SDR貨幣籃子,再到2018年3月26日人民幣原油期貨上市,這一系列事件是人民幣國際地位不斷提升的表現,也是人民幣崛起挑戰美元霸權發起的一次次沖擊,且人民幣原油期貨上市直接沖擊了石油美元。由此,中美貿易摩擦潛藏著一個深層次的矛盾,即人民幣強勢崛起與弱勢美元尋求回歸之間的矛盾,反映出美國為維持其美元霸權地位苦苦支撐,試圖通過挑起貿易摩擦阻擾人民幣崛起,遲緩多元化國際貨幣體系的建立。
二、美日德貿易摩擦的經驗借鑒
20世紀80年代,美國里根政府實施貿易救濟措施來保護其弱勢產業,對日本和德國這兩個美國貿易逆差主要來源國進行貿易制裁,引致了美國與日本、德國的貿易摩擦。1985年,美國與德國、日本、英國、法國簽署“廣場協議”,使得日元、馬克都對美元大幅升值,不僅損害了日本、德國出口企業的競爭力,而且將沖突從貿易領域引向了金融領域。在危機面前,日本和德國采取的不同應對措施造就了兩國經濟不同的命運。
(一)美日貿易摩擦的形成與影響
1960年以來,美國保持較長時期的順差增長狀態,在1965年首次下滑,直到1971年首次出現逆差(圖3)。隨著日本輸美產品的激增和美國對日本貿易赤字的積累,美國國會開始針對日本產品采取保護性措施(姜默竹和李俊久,2013)。從1960年代的紡織品開始,日本輸美紡織品大量銷售使美國同行業受到沉重打擊,甚至美國南方許多紡織廠因日本紡織品沖擊被迫關閉,尼克松總統援引《1917年與敵對國家貿易法案》切斷了日本紡織品對美輸出威脅,迫使日本自愿進行出口限制。70年代以后,日本的世界第二經濟大國地位得以不斷鞏固,產業結構中心從資本密集型逐漸轉向技術密集型(徐梅,2014)。進入80年代,美日貿易摩擦從紡織品、鋼鐵、電視和工程機械逐步擴大到汽車、摩托車、半導體、數控機床、農產品等產品領域以及金融服務業,并且美日貿易失衡問題從單純的貿易收支失衡演變為貿易收支和貿易結構雙重失衡,美日矛盾更加凸顯。鑒于此,里根總統指認日本半導體企業傾銷行為并進行報復打擊,對數控機床要求日本自主限制對美出口(馮昭奎,1992)。由于美日貿易失衡問題加劇以及國會內部趨于強烈的保護主義情緒,美國要求日本削減經常收支黑字,并于1985年同日本簽署“廣場協議”。
圖3 美國經常項目差額(1960-1980年)(單位:十億美元)
數據來源:Wind。
自1985年起,日元呈升值趨勢(圖4)。由于以日元結算的出口額急劇減少,日本陷入核算惡化的局面,出現嚴重的日元升值現象,引致經濟蕭條問題。1986年,“前川報告”提出刺激內需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其中,日本銀行將官方利率下調持續三年之久,最低下調到2.5%,且日本政府啟動政府投資5兆日元、減稅1兆日元的緊急經濟方案(浜野潔等,2010)。日本的上述宏觀調控政策對于繁榮國內經濟有一定效果,但是政策轉化的滯后導致實體經濟超過基礎性條件的資產價格急劇上升,日本的資本模式也從貿易轉向國際投機,為“日元升值綜合征”的加劇和日本泡沫的形成埋下伏筆(姜默竹和李俊久,2013)。由于推進金融自由化步伐過快,日本經濟“脫實向虛”,且出現嚴重的產業“空心化”現象。
總的來說,美日貿易摩擦,尤其是“廣場協議”的簽訂,只是引致日本危機的導火索,而宏觀政策調控的失誤導致日本經濟“脫實向虛”才是主要原因。
圖4 “廣場協議”前后日元和德國馬克官方匯率變動(1981-1991年)
數據來源:World Bank。
(二)美德貿易摩擦的形成與影響
得益于20世紀50年代歐洲自由貿易區建立和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加快,進入70年代以后德國的貿易條件優越于日本,獲得了較高的貿易增速。20世紀80年代,同日本一樣,德國擁有巨額的貿易順差。但與日本不同,德國承受過兩次世界大戰的失敗,在國際貿易沖突面前選擇放低姿態,主動調和與各貿易逆差國之間的矛盾,分散其出口商品的種類,拓展貿易目的地國,削減其對單個貿易伙伴的順差額,尤其是與美國的貿易差額,使得美德貿易摩擦并未上升到與美日貿易摩擦的激烈沖突局面。
1985年,德國與美國簽訂“廣場協議”后,馬克也隨即大幅升值(圖4)。加之德國當時財政危機和產業結構問題凸顯,在內憂外患兩面夾擊的情況下,德國對外堅持自由貿易原則,對內竭力穩定國內物價,審慎推行各項宏觀調控政策和產業政策,穩住了短期馬克升值帶來的危機,奠定了德國長足發展的基礎。在對外貿易方面,德國堅持推行雙向自由貿易,持續推進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在平滑與伙伴國貿易差額和降低貿易沖突可能的同時,積極改善國內制造業企業的貿易環境;在產業政策方面,引導資金流入實體經濟支持企業的產業升級和技術創新(楊麗君,2014),通過減稅政策鼓勵優勢企業發展,淘汰落后產能,利用財政補貼資助新興產業發展、企業研發與人才培養,推進科技創新;在宏觀調控方面,前期小幅逐步下調官方貼現率以刺激經濟發展,同時提高存款準備金率,主動對沖流動性風險,遏制住泡沫資產膨脹。結局與日本截然相反,德國的上述貿易原則和調控政策,實現了產業結構的調整,同時緩和了政府財政赤字,避免了股市和房地產市場的大起大落。
總體而言,美德貿易摩擦包括“廣場協議”的簽訂并未造成德國經濟基本面的強烈波動,反而促使德國加快歐洲經濟一體化,借勢升級產業結構,較好地實現德國經濟的平穩落地。
三、中美與美日德貿易摩擦的比較
回顧20世紀美國與日本、德國的貿易沖突歷程,探索歷史與現實的共性和差異,將為進一步把握中美貿易摩擦的特殊性和廓清中美貿易關系及其未來走向提供思路和方向。
(一)中美與美日德貿易摩擦的共同點
“特朗普主義”類似于20世紀80年代“里根主義”,對內推行自由主義,對外推行保護主義(盛斌和宗偉,2017)。后危機時代中美貿易摩擦與20世紀80年代美日德貿易摩擦具有一定的相似之處。
1. 當時全球經濟處于后經濟危機恢復期
類同于20世紀70年代日本和德國經歷的兩次“石油危機”,2008年爆發全球金融危機和歐洲債務危機,導致全球經濟隨后進入恢復和發展階段。
2. 美國有巨額貿易逆差且制造業受到沖擊
20世紀80年代美國面臨巨大的財政和貿易雙赤字,而得益于制造業崛起的日本和德國對外貿易繁榮,對美貿易順差成為加劇美國貿易赤字的眾矢之的。當前美國依舊債臺高筑,中國得益于制造業的迅猛發展,形勢如同當年的日本和德國,因而被美國順勢列為制約其經濟發展的原因之一。
3. 美國經濟實力和國際競爭力相對衰弱
美日德貿易戰中,貿易嚴重失衡的美國經濟發展滯后于日德崛起的速度(賀平,2008),尤其日本的制造業對美國存在市場擠出效應。當下的中美貿易關系如出一撤,美國制造業逐步喪失大國優勢,關停企業和失業群體數量龐大,經濟發展速度也落后于中國。
4. 中日德的貨幣均處于貨幣國際化進程中
與當時的日元、德國馬克相似,后危機時代人民幣受到市場主體的青睞,被越來越多的國家和地區運用于跨境貿易結算、投資等領域,并初步具備一定的儲備貨幣職能,對美元的國際地位形成沖擊。
(二)中美、美日、美德貿易摩擦的差異點
盡管中美貿易摩擦與美日德貿易摩擦存在一定的相似之處,但是中國與日本、德國因意識形態、區域政策、涉及領域、牽涉利益以及規則制定存在差異,后危機時代中美貿易摩擦與20世紀80年代美日德貿易摩擦亦有一定的不同。
1. 所處政治情境有別
二戰后日、德的國家安全依附于美國,導致日本和德國在與美國的貿易摩擦問題處理上表現得較為被動。中國一直奉行獨立自主的外交原則,在國家安全方面并不依附于美國,因而在與美國較量中,中國比日本、德國更具有主動權和話語權。
2. 區域政策安排有差異
在貿易摩擦面前,日本與德國、中國實施不同的區域經濟政策安排。日本并不重視東亞區域經濟政策協調,而中國、德國均積極推進區域經濟一體化,其中,國加快推進歐洲一體化;中國重視統籌雙邊、多邊和區域次區域經貿合作,加強“一帶一路”和自由貿易區建設。
3. 涉及領域有所不同
20世紀80年代日本、德國與美國的貿易戰以簽訂“廣場協議”為開端,導致日元和德國馬克大幅升值,震蕩了整個國家的經濟。當前中國雖然面臨人民幣升值情境,但是人民幣匯率經歷2005和2015年兩次改革后,波動更加穩定,且中美貿易摩擦暫未直接觸及到貨幣升值問題和金融領域。
4. 牽涉他國利益面不一樣
隨著經濟全球化持續加快和國際分工的日益深化,世界經貿體系逐步由最終產品主導的傳統分工模式轉變為以產品內分工為主的新型分工模式。與20世紀美德和美日貿易摩擦相比,中美貿易摩擦不僅涉及多領域的經貿沖突與對壘,且牽涉的利益面更廣,切實影響著更多國家和地區的利益。
5. 國際經貿規則沖突發生差異
由于國際分工縱深化,國際經貿規則由邊界上規則轉變為邊界內規則(盛斌和馬斌,2016)。20世紀美日德貿易摩擦主要發生在關稅、非關稅壁壘等邊界上規則的沖突,而中美貿易摩擦中的規則沖突看似邊界上的關稅規則沖突,實際已延伸至中國與美國的邊界內規則沖突,尤其是知識產權、技術轉讓、產業補貼等規則的沖突。
四、后危機時代中美貿易摩擦的應對措施
中美貿易摩擦具有長期性和持續性特征,但中美貿易并非零和博弈。后危機時代,中美經貿關系同樣是競爭與合作同在、沖突與緩和并存的發展態勢,其主要原因在于國際分工縱深發展和國際貨幣體系重構情境下我國制造業的強勢升級與美國制造業的弱勢回歸之間、弱勢美元尋求回歸與人民幣強勢崛起之間存在較為明顯的矛盾沖突?;仡櫄v史,日本“失去的十年”的教訓發人深思,其宏觀調控政策誤判和產業政策失誤是導致泡沫經濟產生和破滅的主要原因;德國審慎調控宏觀經濟,支持新興產業發展,加速歐洲經濟一體化,減少對美貿易依附力,產業升級得以順利躍遷。
理性對待“逆全球化”思潮和貿易主義抬頭,立足中美貿易摩擦的發展態勢和矛盾特征,比較借鑒德國、日本在處理與美國貿易摩擦的經驗與教訓,我國應時刻保持戰略定力和全局視野,審慎制定宏觀政策,守住實體經濟主陣地和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加快國內深化改革與擴大對外開放,主動參與全球經濟治理和制定國際經貿規則;積極推進“一帶一路”與自由貿易(試驗)區建設,培育制度性優勢;加快建設創新型國家,重塑中國全球價值鏈,有序推進國內產業結構升級和人民幣國際化。
(一)審慎制定宏觀政策,主動出擊避免經濟“脫實向虛”
第一,審慎宏觀調控,將沖突鎖定在貿易領域。20世紀80年代,日元強勢走高導致日本國內資產過熱,進一步擾亂了金融秩序并掀起國際投機熱潮。新一輪中美貿易摩擦情境下,中國要吸收日本教訓,竭盡所能把中美矛盾沖突穩定在貿易領域,審慎推行財政和貨幣政策,確保人民幣在合理范圍內波動,避免由貿易領域摩擦擴大至金融領域沖擊,努力為現階段我國發展高端制造業和新興產業贏得“時間窗口”。
第二,主動實施反制措施,尋求多邊解決方案。中國要認清中美經貿關系的緊密性以及中美貿易摩擦的復雜性、長期性、嚴峻性,不能被動應對或妥協,而要在戰略上主動出擊,加緊研判美國對華采取的制裁措施及其可能的動向,既對美制定對等的反制舉措清單,避免自身貿易條件惡化,也積極利用世貿組織、G20、上海合作組織、APEC等多邊對話平臺,與其他同樣遭遇美國制裁的國家和地區攜手共商多邊解決方案,共同謀劃針對美國的反制措施。
第三,加強金融監管,防控系統性金融風險。日本資產泡沫的破滅抑制了過于樂觀的金融亂象,也導致日本經濟陷入長期經濟蕭條。新時期中國要堅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嚴格加強金融監管,適度有序開放金融服務業,控制諸如房地產、股票市場等虛擬經濟中的金融亂象(陳繼勇和陳大波,2017),有效降低宏觀杠桿率,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
(二)加快推進“一帶一路”,剛柔并濟拓展貿易空間
我國要堅持“一帶一路”倡議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積極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建立良好的經貿往來關系,既發掘新的國際市場,拓寬貿易空間,逐步降低中國與美國貿易集中度,分散中國對外貿易的系統性風險,也幫助與中美貿易摩擦有著利益牽涉的國家和地區消除其擔憂和疑慮,有效降低國際經貿關系的不確定性。
第一,強化基礎設施,推進互聯互通。我國對外要努力拓寬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跨境基礎設施項目建設,對內要積極發揮“1+3+7+2”自由貿易試驗區的開發開放引領性作用,革除壁壘,拓展地理空間,為實現“設施聯通”、“貿易暢通”的區位延伸奠定堅實基礎,進而構建國家間互利共贏的經貿合作關系。
第二,加強產能合作,擴大開放領域。我國加強國際產能合作,將因對美出口急劇減少而剩余的國內產能轉到其他國家,有助于擴大我國的對外開放和合作領域,減少中國對美國市場的依賴度。因此,我國要融合“一帶一路”倡議與國際產能合作的戰略智慧,以跨境產業園區建設為依托,鼓勵中國企業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設置海外生產基地,形成重點行業國際產能合作企業聯盟,加快推動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實現合作共贏的包容性發展。
第三,夯實民心基礎,促進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是助推“一帶一路”建設的潤滑劑,文化交融是促進合作共贏的助推器。我國要積極傳承與弘揚絲綢之路友好合作精神,尊重各國文化差異和謀求雙邊互信共識,推動多元化經濟交流與多層次貿易合作,為拓展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貿易合作空間提供民意基礎和貢獻文化智慧。
(三)深化自貿試驗區改革,軟硬并舉提升開放層次
第一,培育制度新優勢,對沖不利的外部沖擊。隨著經濟全球化的逐步深入,規則將成為愈加重要的生產力。我國應強化自由貿易試驗區的制度創新功能,大膽試、大膽改,加快培育制度新優勢,既盡早形成高標準的貿易投資規則體系,搶占新一輪國際經貿規則競爭的制高點,也要通過優化提升營商環境對沖中美貿易摩擦引發的不利外部沖擊。
第二,注意圍繞實體經濟發展進行制度創新。在當前中美貿易摩擦背景下,我國自由貿易試驗區建設尤其要重視實體經濟的基礎性作用,制度創新優先服務于生產性服務業和《中國制造2025》的十大優勢和戰略產業。我國自由貿易試驗區可與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軍民融合創新示范區區、全面創新改革試驗區等其他國家級開放型經濟區形成政策聯動,通過制度創新與技術創新的良性互動,發揮“1+1>2”的疊加效應,培育高端裝備制造業等戰略性新興產業,逐步提升我國制造業和生產性服務業的國際競爭力。
第三,開展適當的壓力測試,審慎推動金融開放創新。雖然當前中美貿易摩擦暫未引發較大幅度的匯率波動,但是隨時可能從貿易領域延伸至金融領域。作為改革的試驗田和開放的引領區,我國自由貿易試驗區尤其是沿海自由貿易試驗區,在有序擴大人民幣國際使用的同時,應當通過金融開放創新做適當的風險壓力測試,加快完善金融監管制度,健全國際金融市場體系,為防范中美貿易摩擦從貿易領域轉入金融領域做充分準備,避免出現系統性金融風險。
第四,以自由貿易區戰略為支撐,有序推進人民幣國際化。充分吸取日元國際化的經驗教訓,重視區域經濟協調與合作的重要性,注重自由貿易試驗區的制度創新,加快推進貿易便利化與自由化,穩步擴大人民幣國際使用,并借助“一帶一路”和自由貿易區建設,逐步形成以人民幣計價結算的資本市場,為構建多元化的國際貨幣體系給予支撐。
(四)發揮技術創新引領作用,多維舉措推動產業升級
第一,重視基礎技術研發,加大高科技人才培育力度。我國基礎技術研發薄弱,而產業轉型升級要以基礎技術為保障。由于技術創新需要依靠人才作為推手,我國應培育創新文化,完善創新活力激發所需的制度供給,建立健全的高科技人才儲備機制,保障高科技人才相關的福利政策落地,為我國構建高端、高質和高新產業體系貢獻源源不斷的人才和技術。
第二,穩步推進制造業升級,鼓勵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目前中國處于制造業轉型升級的關鍵時期,要引導資源要素向先進制造業集聚,推動低端的勞動密集型行業躍升至中高端的技術密集型行業,加快發展以人工智能、物聯網、區塊鏈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術及其相關領域的高新技術企業,避免產業“空心化”和技術受制于他國,創造中國制造品牌價值,切實增強我國制造業的國際競爭力和全球引領力。
第三,以《中國制造2025》為導向,加快向制造強國跨越式發展。當前中國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正在遲緩中國由制造大國向制造強國邁進的步伐。面對當前嚴峻的中美貿易摩擦,中國更要緊緊圍繞制造強國的戰略目標,科學識別制約因素,整合完善產業鏈條,推進金融業、生產性服務業與智能化高端制造業協同發展,凸顯優勢領域競爭力,增強自主發展能力,努力成為制造強國。